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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稳增长需稳妥防范化解各类风险

2018年02月08日 14:4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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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过多的政府配置资源,质量效益是不会提高的,只有让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引导资产配置,效率才是高的,质量也是更高的,所以市场化改革至关重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也应该遵循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规则,不能无原则地给实体经济贷款融资,不然会导致金融风险并降低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益
徐林
徐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中国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曾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金融司司长、发展规划司司长。曾参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多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参与区域发展规划和国家新型城市化规划、国家产业政策的制定;参与财政金融领域重大改革方案的制定,以及资本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私募股权投资的发展和监管,曾任三届中国证监会发审委委员。参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专门负责产业政策和工业补贴的谈判。

  【财新网】(专栏作家 徐林)2017年中国经济运行态势明显好于年初预期。

  我们在2016年底研究制定2017年国民经济计划时,对2017年的前景是充满担忧的。现在大家都知道,2017年中国经济录得了6.9%的增长,比上年提高了0.2个百分点,但年初我们确定的是6.5%左右的预期目标,当时为什么要定6.5%左右而不是6.5%以上?实际上就是感觉6.5%有难度,当时很多金融机构的宏观经济分析师也都是持这类观点。现在来看,我国经济增长不仅超过了年初预定目标,而且从就业、CPI、国际收支的组合来看也是不错的,就业新增了1350万人,CPI温和上升1.6%。

  取得这么好的增长,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2017年中国的出口明显好于预期,因为中国2016年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0.4个百分点,但是2017年出口对增长的贡献是正的0.6个百分点,提高了一个百分点,这是一个很关键的原因。

  中国的产业结构也呈现了积极变化,从大的产业结构来看,服务业的比重在进一步上升,增速也是明显快于其他两个产业。为什么是一种好的结构优化呢?因为从国内的消费需求来看,服务业领域消费需求的收入增长弹性是明显高于1,有的甚至是2以上,有更旺盛的消费需求。产业供给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这种互动关系形成了一种比较好的吻合,这是一种积极的结构性变化。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比上一年有所加快,而且这种加快是建立在效益相对较好、有实质性改善的基础上,工业产能的利用率比上一年回升了4.2个百分点,达到了78%以上,工业企业的利润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增长了20%以上。当然,利润的提高也有一些结构性问题,就是上游原材料领域的利润比较高,有的行业利润增长了好几倍,但是中下游工业企业的利润还并不是很高,带来了上下游之间利益结构分配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近反映出来的煤电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的,因为煤炭价格涨了很多,但是电价没有涨那么多,当然这里的原因,主要是煤电价格联的机制还不够完整。这种利润在不同行业之间分配的不平衡,会对未的投资结构产生一些影响。

  消费是增长的主要拉动力,过去几年里面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和作用是在逐步加大的,最终消费在去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8.8%,虽然比上年下降了7.7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出口贡献率上升导致的,但实际的消费增速并不低,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为代表的消费增速一直比较高,而且也比较稳定。过去我国消费贡献比重偏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投资增速过高和出口比重较高,这在特定时期的模式下未必是坏事。中国今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会进一步增强。

  从固定资产投资来看,制造业的投资比上一年贡献有所提高,房地产投资的作用是下降的,基础设施投资的增速还在20%左右,还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高增长态势,所以政府投资对支撑整个投资还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民间投资的回升有积极变化,但它的占比并没有提升,还进一步下降了,所以民间投资偏冷的状况并未改变。

  从供给侧改革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去产能取得了明显进展,一些重点行业供需关系在发生改变,产能利用率有所提升,政府确定的去产能任务也得到完成。从去杠杆看,整体的杠杆率虽然还在上升,但企业的杠杆率有一点点下降,整体杠杆率上升的幅度比过去有所下降,这说明这两年政府在控制杠杆率上升过快方面是取得了积极进展的。在降成本方面,企业运营成本也有所降低,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主营业务收入的成本84元,下降了0.25元;减税也有进展,尽管媒体上有一些不同的声音说中国并没有实质性的减税效应,但是最近楼继伟理事长的讲话我觉是有道理的,按他的分析减税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效应,税收的增速是低于名义GDP增速,他认为这是一种减税效应,我认同楼部长的分析和结论。

  在新旧动能的转换方面也取得新进展。过去五年我国研发经费的投入年均增长超过了11%,比GDP的增速要快,我国已经多年名列世界专利授权量第一大国,科技进步贡献率也在提高,达到58%左右。“互联网+”或互联网融合等新经济形态也在快速发展,一些领域还走在世界前列。在先进装备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领域也保持着非常高的增速,分别增长了11%和13%,快于制造业增加值增速。从创业来看,2017年全国日均登记的企业数量是1.6万户,活跃度还有70%以上,这算是一个不错的新旧动能转换。

  所以我们说,2017年经济运行的态势,从增长速度来说明显好于年初预期,从结构转换来说,也取得了新的积极变化,为2018年经济增长奠定了良好基础。这是我们对2017年的基本评价。

  2018年中国经济能否实现平稳增长,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够稳妥防范并化解各类风险。

  2018年全球经济有可能延续向好的态势,2017年国内供需两端的积极变化增长具备了向好基础,国内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推进市场化改革来保障,需要高度关注国内如何稳妥防范并处置面临的几大风险,用大智慧来处理好中美贸易投资领域的可能争端。

  从国际环境来看,全球经济向好的态势似乎是可以延续的,IMF最新的预测结果把2018年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3%提高到了2.7%,并对2019年延续了相对积极乐观的预测。从欧盟来看,欧盟最新公布的结果,2017年增长速度达到了2.5%,这是相当不错的一个增长速度,好于IMF对欧元区的预测。从德国、法国,甚至西班牙来看,都表现出积极复苏迹象,2018年欧盟的表现会比IMF目前预测的2.2%的预测要更好些。所以外部经济环境2018年对中国相对是比较乐观和有利的。我们要面临的问题是主要是我们如何做好自己的事。

  第一是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在不断地加剧,处理好这个问题是没法回避的。第二是中国还要继续去杠杆,而且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也明确了去杠杆是2018年防金融风险的重中之重,这里面有两大任务,一是居民的杠杆率快速上升,二是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怎么去稳妥有效化解各类金融风险。

  中美之间到底有什么问题呢?特朗普上台之后,已经明确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一点都不含糊。他指责中国采取一系列的掠夺性经济政策,来谋求对美国的竞争优势。我记得特朗普总统说过一句很直白的话,他说中国通过贸易从美国得了那么多好处,主要是持续的贸易顺差,占了美国的便宜,但是中国还老是在一些问题上和美国作对,他认为一些全球性的问题上,中国不帮美国,所以美国需要对中国采取措施。特朗普是一个商人,是实用主义者,他就是这么算账的,带有重商主义的倾向。这就麻烦了,因为中国的一些政策也被认为带有重商主义倾向,两个世界性的大国如果都采取有重商主义倾向的政策,就会对全球自由贸易体制带来损害,所以贸易摩擦可能是中美之间在新的一年要处理的一个难点。中美之间的贸易顺差,在过去五年一直都在2000亿美元之上。

  当然,对美国这样一个具有国际储备货币地位的国家来说,贸易逆差是可以通过发行美元来平衡的,使贸易逆差成为美国的对外负债,美国人印钞票,中国人不得不持有,美元不管怎么贬值,中国人都得吃下来,美国实际上并不用特别担心这个问题,所以贸易逆差似乎不应该成为美国的实质性负担。我记得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标普把美国的主权债务信用评级给下调了,当时引起各方面很多议论,后来格林斯潘说了一句真正的大实话,他说美国是不可能出现主权债务违约的,因为美国只要印美元就可以了,这是美国最大的优势。特朗普总统为什么需要如此关注这个问题,可能是需要对美国工人阶级有一个交待,因为进口多、出口少意味着就业机会的流失,这也算是重商主义的观点。由于工人阶级是美国很重要的一个政治力量,特朗普竞选时对他们是有承诺的,所以他必须要采取措施来兑现竞选承诺。

  特朗普政府不久前启动了大幅度的降税计划,目的是要营造一个更好、更低成本的营商环境,吸引实体经济回流美国,这种降税会产生外溢影响,全球不少国家也都在掂量这种降税的后果和应对举措。对中国来说,我们面临的挑战可能更大,因为中国的税制是以间接税为主的税制,宏观税负虽然并不高,但我们的税收主要来自企业。中国企业和美国企业相比,中国的企业所得税是25%,美国降到了21%,中国比美国高四个点,但中国的企业还要交增值税,美国企业是不用交增值税的,增值税是一种流转税,企业亏损时也要交。虽然增值税具有抵扣链条,似乎可以通过抵扣等方式转嫁出去,但实际上企业未必都能都实现全链条抵扣,因此也是企业实实在在的一个负担。比如,我所在的城市和小城镇中心作为一个智库型事业单位,一年所交的增值税就达到了800多万,如果和我们的年产值比,比营改增之前5%的营业税还要高。企业所得税有“自动稳定器”的功能,有盈利的时候交,亏损的时候是不用交的。这是我国税制一个很大的问题,不仅不能很好地实现税收调节功能,还导致企业税负偏重,影响企业的经营成本和竞争力。如果说我们不对这样一个税制进行全面调整和改革,那么中国企业面临的税收环境比美国就要差很多。目前不少中国企业通过在美国投资,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中美之间的这一成本差异。

  第二,从债务杠杆来看,中国的企业杠杆率已经稳定并有所下降,企业的资产负债率有所降低,但居民部门的杠杆率在迅速提高,而且提高的速度非常快,居民部门的债务杠杆率从20%到50%,美国是花了40年的时间,中国只用10年的时间,在很短的时间内居民负债水平就大幅度上升,而且居民的消费信贷负债,还缺乏必要的资产抵押,这一块一出问题,风险可能就会比较大。我国居民部门债务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已经从2007年的不到35%提升到2017年年中的约90%,未来继续加杠杆空间有限,所以居民如果想通过增加债务、提高杠杆率来扩大消费,空间并不大。

  从地方政府债务看,存在几个问题,一是一笔糊涂账,不能准确地判断地方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有关部门的数据存在差异;二是地方政府债务的期限错配,存在短债长用现象,偿债流动性风险较大;三是最近开始经济数据“挤水分”,一些地区GDP和财政收入都有水分,不得不挤,不挤的话可能会敞开新的风险。这也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比较复杂的一面。

  第三,从金融风险来看,所有的金融风险根源都来自于高杠杆,目前我们整体杠杆率应该在250%左右,但也有不同的评估结果,有高也有低,尽管近两年我们杠杆率上升的速度应该得到了有效控制,但总体上还在持续上升。另外,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经济状况好转势头如果继续巩固,货币政策方向性的调整会更加坚定持续,对本国金融市场会产生影响并外溢到全球市场,风险外溢效应可能导致金融市场的波动。再就是我国信用风险开始逐步显现,特别是银行的不良贷款、债券市场的违约事件越来越多。四是影子银行的业务监管难度非常大,而且影子银行的资产配置风险可能比银行信贷风险更大。五是一些金融机构的风险开始不断显现,非法集资、庞氏骗局、内部治理结构暴露出来的问题,都开始逐步显现,原来在金融创新名义下开展的互联网金融等问题,在有些地区也形成了局部性金融风险,当所有这些风险开始累积并同步爆发时,处理的难度会加大。

  如何采取措施应对上述这几个问题,是中国2018年经济走势存在不确定性的主要方面,到底我们在政策上应该怎么办,我也有四点看法。

  第一,从财政货币政策的来看,总体上要保持政策取向的基本稳定。财政政策应该坚持积极取向、适度宽松,因为中国总体来看,即便是有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政府债务是可控的。我们不同于欧洲那些出现政府债务危机的国家,他们的债大多是用来搞福利花掉了,我们的债基本上是用来搞建设的,这些基础设施建设本质上是一种资产,这些资产有些可能有直接的现金收入,有些虽然没有直接的现金流,但也有间接的收益。比如一条城市地铁修通后,地铁两边的物业价格会上升,这样的话也会带来对政府收益的正效应。所以我觉得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主要是防范出现流动性风险,只要在控制总量前提下把握好借新还旧的力度,特别是保持一定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券的发行力度,因为这些地方政府债券是用来做债务置换的,发行利率总体上是比较低的,比原来许多旧债的利率还要低,在财务上是合算的,规模和节奏如果处理的好,中国的政府债务问题是可控的。在货币政策方面,我同意要采取中性货币政策,但可能要中性适度趋紧。为什么呢?一是要去杠杆,如果保持一个相对宽松的流动性环境,是去不了杠杆的,一定要有所收缩;二是2018年全球和中国可能都会面临更大的通胀压力,过去一段时期上游产业价格的持续上涨终归要传导出来;三是中国可能还面临人民币汇率预期从过去贬值预期向升值预期的实质性转变,这有可能导致结汇的增加,因为过去在人民币贬值预期下,企业都不结汇,所以中国过去几年虽然贸易顺差也不少,但结汇并不多,一旦预期改变的时候,企业有可能增加结汇,特别是收紧的资本管制放松后,更会引导企业结汇,这相应会增加货币政策调控的难度,因为外汇储备增加导致的基础货币投放会增加,这个时候货币政策要保持中性趋紧,收紧的力度甚至还要更大,当然这是我个人的一种看法。

  第二,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看,核心还是要继续推进市场化改革,让市场对资源配置真正起决定性作用。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质量效益优先,经济学家们的实证表明,依靠过多的政府配置资源,质量效益是不会提高的,只有让市场主体按照市场规则、市场价格引导资产配置,这种资产配置的效率才是高的,市场竞争后的质量也是更高的,所以说市场化改革至关重要。中国未尽的市场化改革内容很多,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让各类要素——人、资本、土地、技术等,能够在统一市场范围里面更自由高效地流动,这是提高要素配置效率的基本前提,但我国目前限制要素自由流动的体制障碍依然不少。政府还要全力改善营商环境,加强对私人产权的保护,增强对企业家们的产权激励,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要积极考虑采取措施降低企业的税负,考虑到系统性税制改革涉及面广,复杂性和难度都不小,税改方案的设计和批准需要时日,至少可以先考虑适度降低增值税税率,实质性减轻企业的税负,因为这是相对简单的事情。

  第三,在降低高杠杆和处置金融风险方面,需要注意避免急躁情绪。主要是方法和手段问题,因为高杠杆和金融风险的积累非一日之功,所以降低杠杆率和化解金融风险,包括强化金融监管应对当前的各种金融乱象,也要有病去如抽丝的耐心和专业精细的制度设计,要防止把专业问题政治化。因为中央一旦把防范和处置金融风险作为一个重点工作,往往就容易带有政治性,政治性的要求一旦下来,金融监管部门为了应付或者表现更好,容易忽视自己的专业性,特别是容易一哄而上,形成这种监管的共振效应,这种情况过去我们遇到过,对金融市场稳定具有不利影响,有必要避免这一情况再次发生。要做一些更有耐性、更专业化的监管应对措施,加强金融监管部门之间的监管协调和节奏安排,防止不同市场风险在短期内的相互传递。对政府债务违约和偿债流动性风险的防范要未雨绸缪,防止地方政府债务的局部违约演变成区域性风险。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是一个大要求,但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也应该遵循市场化配置资源的规则,不能无原则地给实体经济贷款融资,这样也会导致金融风险并降低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益,有损储户和出资人的利益。金融有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但还要实现资产保值增值的功能,因为金融机构的很多资产并不是自己的资产,是储蓄者和出资人的资产,所以金融资产配置有风险防范的独特要求,这是金融不同于实体部门的很重要的特点。金融要弱化这种带有价值观要求的政治化前提,让金融回归到它的本性,回归它基于市场配置金融资产这个最根本的基础上去。

  第四,从中美战略性竞合博弈关系看,我不主张把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作为斗争来对待,中美之间是一种大国之间战略利益的博弈,这个博弈可能是我们这一代人必然经历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伟大博弈,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崛起中的大国和一个守成大国之间力量对比逐步发生变化的时期,这个力量对比的显著变化我相信我们这代人能看得到,而且还涉及到两种发展道路及其成效的对比和竞争,所以对学者们来说也特别值得关注和考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要知己知彼,要用大智慧和战略耐心来开展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防止这种博弈演变为你死我活的零和博弈,用博弈思维化解矛盾就是要寻找共赢格局的纳什均衡。中国作为对美贸易顺差持有国,需要以更开放的姿态对美国公司开放市场,特别是美方具有优势的服务业市场,在更大范围加深中美之间的利益纠缠。我觉得中美作为两个全球性的大国,在战略利益博弈过程中,一定要为维护多边自由贸易投资体制做出自己的表率,防止成为破坏性的力量,这也是全球性大国的责任。因为一旦全球多边自由贸易体制被分割或破坏,对中国是不利的,对美国也是不利的。很遗憾的是,由于多哈回合谈判迟迟不能取得进展,现在有这样一种分化的趋势,就是用区域性的高标准自由贸易体制来替代WTO这种多边体制,这对中国非常不利。所以我个人觉得,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重要成员和世界贸易大国,我们在加入世贸后享受了多边贸易体制带来的红利,但我们也要梳理检讨一下,看看我们到底在哪些方面的做法,不完全符合中国加入世贸所做的承诺,中国与市场经济国家的基本标准到底有哪些差异,因为中国作为一个有较大贸易顺差的贸易大国,需要在遵守和维护国际规则方面做出表率,否则就会给人留下把柄,说我们不是公平竞争。在今后多哈回合的谈判中,我个人也不主张我国去代表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因为我们虽然自己强调自己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是西方国家和很多发展中国家并不真正把我们当发展中国家来对待。我过去参加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谈判时,专门负责产业政策和工业补贴的谈判,记得当时跟美国人谈判时,美国人就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发展中国家有你中国这么大规模的工业制造能力和出口能力,他们不同意我们完全享受发展中国的地位和优待,当然我们现在和那个时候比就更不可同日而语了。如果我们以发展中国家代表的身份来秉持谈判立场,似乎要为发展中国家争取利益,但那些发展中国家未必领你的情,而发达国家可能还觉得你不想承担对多边贸易体制的义务和责任,这对中国可能并不是有利的。

  作者为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许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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