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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勇们的现实:全球化和地方主义挤压下的药品可及性难题

2018年07月06日 16:56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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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药企研发和制造能力的延伸和知识产权规则的全球化,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药物可及性带来了冲击,而发展中国家地方性的规则,如果不予以及时修正,则有可能无法有效应对冲击,甚至有可能加重冲击的后果
贾平
贾平,公共卫生治理中心执行主任,美国德克萨斯州圣玛丽大学法学院兼任教授;毕业于华东政法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生命伦理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美国亚洲协会Fellow;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青年领袖(2009-2015);曾任抗击艾滋病、结核与疟疾的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国家协调委员会代表和全球基金监管机构(AIDSPAN)理事会理事;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人权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并在国内多所院校任客座教授或研究员。

  【财新网】(专栏作家 贾平)1960年,彼时还是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院“青椒”(青年教师)的彼得.诺维尔,带着一位名叫戴维.汉格福德的研究生,发现了在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患者群体中存在基因突变现象。这一重大的发现随后被命名为“费城染色体”,以示纪念。费城染色体的发现,为攻克治愈慢性粒细胞白血病的难题,打开了一个缺口。1973年,芝加哥大学的研究人员发现该非正常染色体是因为基因物质的位移。20世纪80年代,几个实验室的研究者们进一步确信,该染色体突变产生了一种致癌的“致活酶(kinase enzyme)”,即一种蛋白质。80年代晚期,Ciba-Geigy公司(现瑞士诺华公司)的研究者随后以该致活酶为靶向,并与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布赖恩.杜拉克合作,从400个创造出的被测分子中,找到了一个既能够精准打击改种致活酶,却又不致于毁伤健康细胞中其他数百个类似致活酶的分子。这是一个典型的开创性药物研发过程,研究者们由此找到了一个叫伊马替尼(Imatinib)的自由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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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翔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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