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字台前，我与一纸古都地图相视而坐。“哎，人们又在称呼你的名字啦，”我默默地说。称名意味着怀念，怀念的真谛就是当知来处

第一届资政院常年会可圈可点。面对王公皇权，年不及岁的宪政机构不愿做橡皮图章，议会的权威与责任，被议员们演绎得有声有色

街头的人流，被人揶揄为不足救亡，徒自扰攘，荧惑观听者，仅此而已。和平的请愿得不到回响，会馆里的立宪分子全都离开了京城，不过数月，他们就到武昌和南京追随革命党去了

一定要把翻了牌儿的地标刻在城图上，刻得很清晰，刻得很高调。他们就想要人们永远记住，当年的改革是真实的。假以时日，大清一定有救，中国一定也有救

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民族，他们最为优秀的地方，在于破坏完了，总有本事创造。而他们过去创造的东西，大多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精华

他希望看到光绪开拓的事业后续有人，拿八月初一日的“通谕”真当回事。起码，他相信皇历上还会有宣统九年，将来，会有大清皇家议院开张的那一天

也有人说，别看那么多圣旨，其实都是装装样子，朝廷从来没有真心诚意想过让权。君主立宪不过是在地图上的逛街，手指滑得挺远，脚底下其实没动地方

用各式各样的印刷品来为改革摇旗呐喊，诠释朝政的意图，在中国在外国，在前朝在现代，不乏先例，但《最新舆图》仍然让人耳目一新

天际线圈出的空间，是市民工作生活与娱乐的公共空间。而中轴线圈出来的土地，是皇帝和王公大臣的领地，是一统天下建筑理念的辉煌。想想两条线的差异，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游客还是京爷都会认同，清末的北京的确落伍了

洋名路牌树错了地方是生不了根的，最终要被本土文化的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这条商业文化浓厚的小街，十九世纪晚期涌来了一波金银潮，不是来自达官贵人的参差宫殿，而是来自西方的商业银行

老外们过去吃过天高皇帝远的苦头，早就悟出来，圣旨出了京城两里地就要走样。我们就要住在二环内，就要在皇城脚下，与五府六部的衙门为邻

精明的买办早就料到，清军绝不是洋人的对手，英法早晚要打到北京。但是皇上也绝不会放下“天下独尊”架子，和洋人坐下来为原则讨价还价

欧洲的宗教改革、新教兴起、文艺复兴、光荣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现代理念，却并没有一项找到了自己的东方“传教士”，赴京城朝拜。这真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这时的马噶尔尼没想到武力开路，他们憧憬着以道德服人，以产品开辟市场。而英国人的商业道德也不是简单说说，经济学家已经有了大本大本的理论

俄使义杰斯到北京来有没有公事呀？其实，没有。西欧国家此时朝思暮想的贸易开放，在《尼布楚条约》中已经明了

面对这样强大的主权皇权，一队商人能有什么抱怨？贸易和它背后的资本推手，或许比中世纪的信仰更有力量，难道能将这个鼎盛的大帝国推离自己的航道?

年轻的顺治皇帝真无缘份，如果那一天的凌晨他伸出手来，握住的就是现代资本的力量

一个社会，人心无惧，本身就是圣人君子之畏，也是政治家之畏。如果200百步内没有神，老百姓就会为自己造一个。皇帝更是乐于造神，普天下之民，跟风唯恐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