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弘,资深投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名家。工作经历包括务农做工,职业生涯主要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领域。喜爱收藏与写作,曾出版《图说金融史》《京华遗韵》等。
写字台前,我与一纸古都地图相视而坐。“哎,人们又在称呼你的名字啦,”我默默地说。称名意味着怀念,怀念的真谛就是当知来处
第一届资政院常年会可圈可点。面对王公皇权,年不及岁的宪政机构不愿做橡皮图章,议会的权威与责任,被议员们演绎得有声有色
街头的人流,被人揶揄为不足救亡,徒自扰攘,荧惑观听者,仅此而已。和平的请愿得不到回响,会馆里的立宪分子全都离开了京城,不过数月,他们就到武昌和南京追随革命党去了
一定要把翻了牌儿的地标刻在城图上,刻得很清晰,刻得很高调。他们就想要人们永远记住,当年的改革是真实的。假以时日,大清一定有救,中国一定也有救
这是一个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民族,他们最为优秀的地方,在于破坏完了,总有本事创造。而他们过去创造的东西,大多是人类走向文明的精华
他希望看到光绪开拓的事业后续有人,拿八月初一日的“通谕”真当回事。起码,他相信皇历上还会有宣统九年,将来,会有大清皇家议院开张的那一天
也有人说,别看那么多圣旨,其实都是装装样子,朝廷从来没有真心诚意想过让权。君主立宪不过是在地图上的逛街,手指滑得挺远,脚底下其实没动地方
用各式各样的印刷品来为改革摇旗呐喊,诠释朝政的意图,在中国在外国,在前朝在现代,不乏先例,但《最新舆图》仍然让人耳目一新
天际线圈出的空间,是市民工作生活与娱乐的公共空间。而中轴线圈出来的土地,是皇帝和王公大臣的领地,是一统天下建筑理念的辉煌。想想两条线的差异,不管是古人还是今人,游客还是京爷都会认同,清末的北京的确落伍了
洋名路牌树错了地方是生不了根的,最终要被本土文化的洪流,冲刷得无影无踪
这条商业文化浓厚的小街,十九世纪晚期涌来了一波金银潮,不是来自达官贵人的参差宫殿,而是来自西方的商业银行
老外们过去吃过天高皇帝远的苦头,早就悟出来,圣旨出了京城两里地就要走样。我们就要住在二环内,就要在皇城脚下,与五府六部的衙门为邻
精明的买办早就料到,清军绝不是洋人的对手,英法早晚要打到北京。但是皇上也绝不会放下“天下独尊”架子,和洋人坐下来为原则讨价还价
欧洲的宗教改革、新教兴起、文艺复兴、光荣革命、启蒙运动、工业革命等等现代理念,却并没有一项找到了自己的东方“传教士”,赴京城朝拜。这真是历史的一大遗憾
这时的马噶尔尼没想到武力开路,他们憧憬着以道德服人,以产品开辟市场。而英国人的商业道德也不是简单说说,经济学家已经有了大本大本的理论
俄使义杰斯到北京来有没有公事呀?其实,没有。西欧国家此时朝思暮想的贸易开放,在《尼布楚条约》中已经明了
面对这样强大的主权皇权,一队商人能有什么抱怨?贸易和它背后的资本推手,或许比中世纪的信仰更有力量,难道能将这个鼎盛的大帝国推离自己的航道?
年轻的顺治皇帝真无缘份,如果那一天的凌晨他伸出手来,握住的就是现代资本的力量
一个社会,人心无惧,本身就是圣人君子之畏,也是政治家之畏。如果200百步内没有神,老百姓就会为自己造一个。皇帝更是乐于造神,普天下之民,跟风唯恐不及
道家和佛家的神祗,是神堂中最常见的,他们的原始经典,都是导人向善,指点迷津。不管是朝廷还是百姓,都会希冀在神堂里找到心灵的平静,观察社会伦理的风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