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人大作为法定的立法机关，立法工作是最重要的本职工作，应强化主导作用，改变过去“被动”“依赖”的工作方式，改变过去那种政府提请什么，人大就审议什么的模式

政府应着力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机制，整合多元主体力量，老老实实地让自己成为“守夜人”“服务员”

在立法内容的设计上，充分考虑法规的可操作性、执行性，坚持“宜细不宜粗”的原则，重点放在明确相关部门的权力边界、工作职责，避免观赏性立法

在一个法治国家里，如果宪法是限制公权力的铁锁链，民法就是保护私权利的金钟罩。在法治国家里，民法典的意义不亚于宪法

艾滋病人作为患者，他们本身是病毒的受害者。作为普通的公民，理应享有公民的基本权利，他们的合法权利理应受到法律保护，不应受到歧视和不公正待遇

区域协同立法的难点在于，如何面对共同的问题建立统一立法标准，规范统一的执法尺度，更难的也许还在于，如何合理调谐利益冲突和竞争，妥善分配发展红利和成本

立法不是简单的条文堆积，而是为了今后管用、好用、能用。立法，既是设定规范的过程，也是价值博弈、权衡与选择的结果。法规质量要高，一定要在审议环节睁大眼睛，“审”出问题来

对不参加代表活动、不依法执行代表职务的代表，对干好干坏一个样，不参加代表活动、不联系选民、不为民代言的“特殊代表”，要有相应的对策措施

执法检查不是评先进，而是找问题，一定要发现问题。没有问题才是最大的问题。要敢于动真碰硬，敢于“亮剑”，而不能碍于情面放水、粉饰、打埋伏

今天的立法，似乎已走入一个怪圈，一方面需要制定更多的法律以解决问题，但另一方面，制定大量的法律、法规缺少可操作性，又不得不制定更多的补充规定来完善及弥补，法律的制定呈现为一种“马太效应”

虽然法律赋予了人大代表的约见权，但在实践中，人大代表本身不善于或不敢于运用这一权力，很少有代表约见的情形发生，约见长期处于一种“休眠”状态

我把回应看成是代表最重要的职责。回应的过程，既是获取、了解、分析、判断人民利益、要求和愿景的过程，也是通过上情下达、寻求解决对策，参与国家决策，更好地履行自己职责的具体过程

如今各地方为加快旅游业的发展振兴，极力推进旅游条例立法，这是好事，但立法应该是为了管用，为了能解决问题，而不是为了完成任务，为了攀比

民法典姓“民”，全面保障“民权”，是民法典的特色所在，也是民法典立法宗旨和目的所在

当今世界的竞争，说到底是法治的竞争。真正的强大，不是有多少豪华高楼、摩天大厦，而是看人民是否过上了自由、平等的生活，这样的生活是否有完善的法律保障

中国的民法性质发生巨大变化，即从过去注重财产权，注重物权，变为更加注重人格权、人权。这是了不起的立法胜利，也是了不起的人权觉醒

民法典姓“民”，全面保障“民权”，是民法典的特色所在，也是民法典立法宗旨和目的所在

实践中，地方性法规在司法审判中所处的地位存在一定的模糊，适用地方性法规充满着不确定性，比较随意，没有规范的适用形式

遵循严格“依法立法”的理念，地方人大不宜将地方“两院”的规范性文件纳入备案审查工作，否则将与中国《监督法》和《地方组织法》发生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