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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子文的货币银行学——画说金融史(35)

2014年01月23日 17:36 来源于 财新网
民国实现货币大同的历程,值得我们细细去看。拂去历史落下的灰尘,几块路标慢慢清晰起来,它们还原了中国金融集权的关键几步
李弘
李弘,资深投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名家。工作经历包括务农做工,职业生涯主要在中央银行、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领域。喜爱收藏与写作,曾出版《图说金融史》《京华遗韵》等。

  【坐而论道】(财新专栏作家 李弘)以前,看二十世纪上半期中国的财政金融史,认为那是一片混乱,乏善可陈。虽然出了几个银行大亨、金融奇才,但是政府的插手把经济搞得危机重重,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现在,从世界的角度重新看,才明白清末民初,中国基本上是站在英格兰银行1694年的起点上,用30年的时间实现了纸币发行的一统天下。

  迈出金融文明的这一步,英国人走了150年,美国人也走了100多年。同样,从世界的角度看, 这边北洋和国民政府正忙于提升金融“觉悟”,那边英美却已更上一层楼。银行不但是国家管治权力中的重要一环,建立在财政金融制度之上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已被打造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中国靠强权而非靠制度保证的货币大同, 反倒被金融世界的进步甩得更远。

  民国实现货币大同的历程,值得我们细细地去看。拂去历史落下的层层灰尘,几块路标慢慢清晰起来,它们还原了中国金融集权之路的关键几步。

  回望的第一块路标,是连通国债与货币。英格兰银行在此地诞生, 现代国家的财政货币政策亦立足于斯。譬如过去的五年里,为对付金融经济危机,美国联储、欧央行都在货币供应上搞了QE,同时加大了政府支出,用赤字解决银行信用危机,然后再用增加流动性(显性或隐性的通胀)来解脱政府债务负担。这些每天在媒体上炒个不停的新闻,无非就是政府在发债还是发钞的钢丝上所作的精彩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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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无法考证中文里“财政”“金融”两个词是何时成为一体的概念。但这枚据说是民国时期的徽章可以成为考据之一。

  回想起来,中国第一家现代银行——通商银行1897年成立的时候,就是不愿意与财政结亲。盛宣怀不但无意帮助朝廷筹资,就是户部的投资,他也不想要。1905年的户部银行和后来的大清银行,和朝廷的收支仍隔着一张窗户纸。尽管梁启超等先觉之辈疾呼照搬英伦模式,把政府发债、整理官钞及资本市场连接起来,大清始终没有开悟, 保持了“末世”银行的清名。不过,辛亥政权一转手,银行即刻“基因突变”,开始为袁世凯的北洋政府大量提供垫款,翻手为国债,覆手为纸币,在财政与金融并轨的道路上越行越远。为此铺就通途的是1908年成立的交通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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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交通银行1909年的一张钞票,背面有银行帮办梁士诒的签名。交行的资本定额为500万两库平银,至1911年底共发行银行兑换券250万余元,不虞朝廷染指。

  交通系的大佬梁士诒(1869-1933),帮助政府迈出了金融集权的第一步。这位前清的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民国的铁路总局局长和国务总理,在民初的命运很富有戏剧性。1916-1927年间,他三次被北洋政府通缉,以致亡命海外。他犯了什么大案呢?全是因为他拿了交通银行的钱,无怨无悔地让当政军阀去挥霍,又总是不幸地在政治上站错了队。例如,为了维持袁氏政权,交行1913年的货币发行比1912年增加了四倍,1914年又增加了30%。到1915年底,交行通过认购政府国内公债,为财政垫款3100万元,占了其当年存款的80%。而这些垫款,既无担保也无抵押。袁世凯一倒,梁士诒当然逃脱不了“称帝祸首”“银行大盜”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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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3:拿银行的钱为当政的垫款,犯的不是死罪。这是梁士诒脱罪第一次通缉后,于1918年在西什库参与“一战”结束庆典活动照片。(图片来自罗林虎工作室)

  北洋统治前后16年,共8届元首,56任国务总理,政权换手靠的基本就是内债,挤兑的就是银行。不但在北京,各省也遍布着大大小小的军阀,都跃跃欲试自立为王。梁士诒为他们提供了个“业务模式”。很快全国涌现出比政权还要多几倍的银行, 军阀们还直接入股设银行(如天津的金城银行)。有统计显示,新式银行从1912年的24家,到1927年登记成立的已有312家,其中将近一半生存了下来。这些银行把相当一部分资产投机在各级政府债券上,亦或被迫成为权势之流的“钱柜”。有些学者认为,中国现代银行的早期发展与政府融资紧密相连,政府的占款在不少银行达到总资产的1/3 或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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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4:银行之所以能为政府大额借款,是由于银行转手就去发行纸币。在毫无监管的民国市场上,纸币很快泛滥成灾,留给今人的却是一大收藏乐趣。

  纸币的“百花齐放”,使清末本来已经很混乱的币制更加失控。1928年国民党统一了全国政权,削去了大部分军阀山头,南京政府马上把目光转向财政金融。蒋介石志在必得的目标是:集中货币发行。这是金融集权路上悬挂的第二块路标。

  这个货币发行的权力,英国政府在1844年交给了独立决策的英格兰银行发行部;美国则是在1913年交给了联邦储备银行。日本现代化走得非常快,从1868年明治维新到日本银行成立,只用14年,就集中了日本的货币发行。清末户部银行发钞,为政府集中货币发行破了题。与政治上的大一统不同,经济集权的理念并不是中国一直维持的中央集权管治体制的延伸。对中国的“小官府大自主”经济传统的否定,必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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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5:宋子文(1894-1971)与孔祥熙(1880-1967),美国哈佛和耶鲁大学的两位毕业生。

  以孔宋为代表的国民政府的“金融觉悟”是世界一流的。可以说他们两位比当代任何中国人都更了解美国的货币银行制度,以及利用财政金融手段的重要性。更突出的是,他们具有虔诚的热情,要仿效美国的财政金融专家,帮助蒋介石的国民政府重整中国财政金融,促进国家工商贸易的发展,接轨国际货币本位制度,使中国能够在经济上与列强平起平坐。起码这是在改革的年代,他们俩口头上向世人作出的承诺。1928年,时任财长的宋子文在南京主持成立了中央银行。此时世界上的大国还没有直接用“中央”二字称谓国家银行的。但是商股投资的“中国银行”不愿意把名字让出来,也不愿意被重组。那么这个名副其实的银行当仁不让,承担起了国家银行的职责。

  宋孔二人均曾兼任过财政部长与中央银行行长之职,善于对财政与金融双向掌控。他们正确地选择了政府集权改革的突破口。第一步,统一货币。1933年3月,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布了《废两改元令》,将市面上流通的银锭、银块,各地税收使用的库银,以及黄金和外银鹰洋等,一扫而光,统一在银元项下。这个几十年来困扰着国内外贸易的难题,几个月后便在强势政府的推进下,迎刃而解。宋子文还顺便敲打了仍在英国人手中的海关,确认中国政府从此有权决定关税税率和监督税收,并要求将“关余”(还外债后的关税余额)全部留存中央银行。第二步,集中发行权。《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发布于1935年11月,其中第一条说到,“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定量、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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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6:1936年中中交农四家改革完成后发行的法币。

  这第二项改革,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应对1929年全球经济大萧条之后,储备货币的混乱对中国白银外流的影响。特别是美国,当时为了推行“新政”放弃了金本位,给予联储货币发行灵活性,纠正美元在危机前后兑现无伸缩之力的弊端。结果, 世界市场上白银价格大幅上涨,美国又通过法案,企图吸引白银流美,主导世界白银供给。对以白银安身立命的中国来说,这真是飞来的横祸。和今日的世界一样,别人在搞通货膨胀, 谁不跟风谁就可能成为输家。面对中国的“白银风潮”,通货紧缩,银行倒闭,企业破产,失业狂飙,国民政府决定中国的纸币也和白银脱钩。“法币”的意思就是依国家法律创造的信用货币,它不是基于贵金属,而是国家信誉保障其无限的清偿能力。国民政府的法币开始时是以一个固定汇率与美元挂钩,表面上做成了金汇兑本位制。同时政府在国内以法币大量收兑白银,希望以此来维持法币价值的稳定。

  但是,这项初衷不错,亦与现代货币制度接轨的改革,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即是由谁来决定法币的发行数量?法币不是银行的汇票, 由交易业务决定, 它仅以一张薄纸, 上面加了几个数字, 就能换来别人辛苦生产出来的产品, 它的数量和物价是水涨船高。当年梁启超力图推进“三者并举”的改革时,曾用西方金融学者的口吻反复强调“纸币…,当先测定全国所需货币之总数”,但他也未论及决定财政赤字,货币发行的体制机制。这是传统货币数量理论中的一个难题,又是中央银行制度必须解决的实际问题。美国联储设立前后,川流不息的辩论,连篇累牍的文字,就是在折腾发行权、利息制定权、公开市场运作等等权力应如何分配制约——议会、财政部或联储?在二十世纪的英国, 由“规则”还是由“权力”来决定货币政策,各派意见不绝于耳,争论从未停息。

  无论是宋子文还是孔祥熙,都没有为这个难题费心。他们用了一个简单的方法,轻而易举地跨过了这道坎儿。那就是集权之路上的第三块路标:强势政府垄断。

  民国时期最令人诟病的金融事件之一,即由宋孔主导的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国有化。1935年5月,就在法币改革的前夕,南京政府推出了一项新法:《中央银行法》。其中明确了中央银行是国家银行,具有货币发行权。中国银行为政府特许的国际汇兑银行,交通银行为全国实业银行。该法同时规定,通过政府发债出资,将中国银行的资本总额提升至四千万两,官商各半,交通银行资本总额提升至二千万两,官股占六成。这样一来,除央行外,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均变为国有银行,它们高层管理的任命,无需多言,也成为南京政府手中的专有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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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张嘉璈(1889-1979)是中国金融史上一个可圈可点的人物,政府专权的牺牲者。这是他在中国银行总经理任上的资料照片。

  早年梁启超就称张嘉璈是个金融人才,一路提携。他年纪轻轻就进入了中国银行的高层,在中国银行抵制北洋政府的“垫款”“停兑”压力时,展现出了出色的胆识与才智。他亦有很高的“政治觉悟”,1928年和宋子文直接对话,表示中国银行虽不愿更名改制,但愿意拨现款充作央行成立股本,并且不会和央行竞争。张嘉璈左推右挡,一心一意要保持中国银行的独立经营权。南京政府的当务之急,是要改行法币,统一货币发行。但中国银行一家的货币占据了国内市场发行的50%,它又不听使唤,那让政府怎么办?

  其实在英美,政府的货币发行控制主要依据法律授权,如英格兰的《皮尔法案》与美国的《联邦储备法》,而运作执行权在专业委员会,依靠银行体系,权力有几方制约,所以货币发行机构可以而且长期是由私人银行家拥有。只有日本央行,在法律授权的同时,又由财政部出资,在控制权上有法律与股权的双重法码。南京政府比日本模式更加码,不但出资设立了中央银行,还想把主要的发行银行均置于政府的控制之下,以权威的统筹规划来保证货币改革的成功。蒋介石就亲自过问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改组,认为这个不能“绝对听命于中央,彻底合作”的张嘉璈需要挪动一下地方。

  据说,张嘉璈听到自己被夺权的消息“潸然泪下”。虽然他对政府的蛮横很气闷,但从国家的大局考虑,他还是接受了政府的安排。或许他也认为,由一个强势的政府掌控货币发行权,保证金融环境的稳定,对当时的中国经济来说,未必不是件好事。离开了中国银行不久,他就被任命为铁道部长,后来又做过交通部长和中央银行行长。对张嘉璈这样有抱负、有经济头脑的金融家来说,政府给了他一个能够在更高层面上管理中国经济的机会,谁又能说这是不公平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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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8:改制后的中国银行实权掌握在董事长宋子文手里。这是他1936年签字的中国银行新厦奠基纪念册。

  就这样,独立经营的商业银行被改组了,银行家的事业选择被改变了。南京政府也不负人望,到1936年底顺利完成了法币改革,把长久以来混乱的货币经济整顿一新。在当年的法币发行总额12.6亿元中,中央银行占到了28%, 中国与交通两行共占到62%,剩下的10% 由刚刚重组建立的中国农民银行担当。曾任央行稽核处长的李立侠评价道,此时的孔宋金融,在摆脱国际白银价格波动带来的影响,建立金汇兑本位,增强中国在国际上的实力地位,有一得之功。1942年,中国的货币发行权全部收归中央银行,货币彻底成为国家对老百姓的负债。国有的四行两局(中中交农,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加上其它中小银行的整顿持有,南京政府建立了金融的统制经济。

  就在1936年这同一年,英国剑桥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发表了他划时代的大作《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标志着经济理论界的一场革命,在很大程度改变了世界思考经济学问题的方法。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就业,通胀,外汇平衡,经济增长等问题。在亚当•斯密的古典经济学盛行150年之后,人们开始怀疑市场的效率,并认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政府手中最重要的工具,有效地利用,可以帮助实现政府制定的经济目标。1933年,凯恩斯高调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了一封公开信,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他主张,面对经济危机,政府应当增加赤字,扩张借贷,以提升国家的购买能力。这个办法被批评者视为“垃圾对策(参阅Barton Biggs, Hedgehogging,p.298)”,但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就是这么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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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9:凯恩斯登上了《时代》周刊封面人物。

  英国人此时还沉湎于大英帝国的殖民地自由贸易,并固执地认为它还有能力维持全球的金融秩序。但是,美国的经济复苏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很快就会教训它,新时代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首先必须解决的是民族国家内部的经济问题,即在一国的范围内达到政治经济目标之间的平衡。

  凯恩斯的理论,1936年9月即被中国学人引入,连孔祥熙也赶时髦,把他1941年的“理财方针”命名为“积极的财政政策”。 无奈,国民政府的“财”纲独断,赤字高企,飚发货币,反倒与美国新政的效果相悖,使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不平衡日益加剧。十年弹指一挥间,财金强人宋与孔,肆无忌惮地掏空了国库与银行,加速断送了一个强势政府在大陆的前程。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闻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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