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组织的前景

　　【财新网】（专栏作家 贾平）近日，国务院要求进一步加大清理和规范行政中介的力度，各地纷纷响应，如安徽省日前公布全省行业协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实施方案，规定从2016年起正式启动“红顶中介”行政脱钩工作，2018年1月起，取消全省性行业协会商会的财政直接拨款；领导干部退（离）休后三年内不得到行业协会商会兼职等；山西则采取“负面清单”制度，对清理规范后保留的中介服务收费，实行目录清单管理，在政府门户网站公布，清单外无政府定价管理的收费。

　　所谓行政中介，又俗称“红顶中介”，指的是各地的官办行业协会、学会等以“社会组织”身份行行政垄断和收费之实的组织机构。随着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改革的深入，以及经济下行的压力，清理不合理的行政壁垒，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营造更为公平的外部环境，已经成为题中之义。2015年6月以来，中共中央连续出台规范性文件，内容涉及对官办社会组织（主要是各级行政机关与其主办、主管、联系或挂靠的行业协会商会）以及中央编制的群团组织的体制改革问题。这些文件包括：2015年6月16日公布的《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试行）》，7月8日中办国办印发的《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案》以及7月10日全文印发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群团工作的意见》，可谓三箭齐发，一张一弛。一时间官办机构的体制改革之风骤起。本文拟在对上述三个规范性文件进行梳理的基础上，针对目前改革的热点和难点，尝试对中国下一阶段“非政府”组织改革走向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