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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大选中的舆论战

2016年05月25日 11:27 来源于 财新网
媒体是真实信息的来源,是各种观点公平交锋的平台
吴谦立

财新网“大谦视界”专栏作家。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某基金经理,负责全球宏观性投资。

出版过《公司治理:建立利益共存的监督机制》和《公平披露:公平与否》,以及译著《财务骗术》《拯救日本》《社会关系》,在《中国改革》等杂志上发表过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方面的评论文章,在哈佛大学、马里兰大学有过讲座性授课

  【财新网】(专栏作家 吴谦立)小说《围城》里面,方鸿渐有一句经典台词:“从前愚民政策是不许人民受教育,现代愚民政策是只许人民受某一种教育。”

  对于这个道理,既然“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的方鸿渐都知道,政治人物自然更加心知肚明,因此从一开始政治和媒体就密不可分,政治人物总想竭力控制媒体上的信息和观点,最终为己所用。自从小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总统竞选连任时选举改由民众直接投票开始,现代选举历史上的获胜者通常都比对手更加善用媒体,而且更加擅于在媒体沟通手段的创新上面展现领导力。

  媒体固然想按照自己的市场定位办出自己的特色,但是毕竟许多信息必须来自政府,尤其是对外政策和军事行动等方面,媒体记者只能是更加依赖从政府官员那里获得信息。政府官员出于各种目的,总是在释放信息的时机、信息量上面尽可能操纵媒体。在有限的信息资源下,媒体难免也会在政府误导下做出错误报道,从而被政治人物利用。最有名的就是挑起越南战争升级的东京湾事件。当时,美国政府宣称军舰分别于1964年8月2日和4日两次在越南北部海域受到北越鱼雷艇的主动攻击,在当时阻止共产主义在东南亚扩散的背景下,不明真相的媒体一拥而上地大肆报道,使得国会轻而易举地通过《东京湾决议案(Gulf Of Tonkin Resolution)》 ,授权总统可以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击退对美国武装力量的任何进攻。现在已经解密的双方档案显示,真相是8月2日是美国军舰首先开炮警告对方,而8月4日的攻击则完全子虚乌有。

  好在这样的事例毕竟属于少数,随着资讯的发达,媒体要挖掘真相越来越便利。另一方面,1964年新闻史上发生了一件划时代的事件,那就是最高法院关于《纽约时报》诉苏利文案件(New York Times Co v. Sullivan, 376 U.S. 254)的判决。虽然《纽约时报》在关于阿拉巴马州民权运动以及警方处理这些群体性事件的报道中,某些细节出现事实性错误,但是最高法院依然以9:0一致判决它无罪,并且明确表示所有关于政府官员的报道,只要不存在实际恶意,都在第一修正案关于言论、出版自由的精神保护之下,哪怕这些报道存在错误信息(the First Amendment protects the publication of all statements, even false ones, about the conduct of public officials except when statements are made with actual malice)。

  1971年《纽约时报》与美国联邦司法部在最高法院面前的对决(New York Times Co v. United States, 403 U.S. 713),则更让媒体可以超然于政府,成为国家政治中真正意义上的第四权(the Fourth Estate)。当时为了揭示越南战争的真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不惜成批地披露国防部机密文件,尼克松政府引用间谍法案(Espionage Act)第793节有关条款要求它们立即停止公开文件。但是,最高法院以6:3的表决维持下级法院原先的裁决,并且一致确认第一修正案的优先权(superiority)。

  在选举过程中,普通民众如何在大量信息中分辩候选人天花乱坠的立场宣示和政策承诺,有赖于媒体的客观报道和澄清工作。《福克斯新闻(Fox News)》是1996年10月才成立的电视台,由于立场偏向保守,向来在媒体聚会时是被嘲笑的对象。不过,在这次的选举里面,却也有一些值得称道的举动。

  在四月份它主办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会上,主持人华莱士(Chris Wallace)事先做足了功课。比如他知道如果询问特朗普降低政府财政赤字的举措,对方一定会提出要对教育部和环保署的经费进行实质性削减。于是,他事先准备好材料,列举这两个部门的财政预算,并把它们与财政赤字总额进行比较。果然,在辩论会上,老特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又开始滔滔不绝地兜售他自以为是的锦囊妙计。于是,老华立即让人在大屏幕上展示相关图片,说明对方的措施远不足以解决赤字问题。那一晚,老特一连串被下了好几个套,接连栽了好几个跟斗。

  对待不被共和党领导待见的老特是如此,被领导亲睐的鲁比奥(Marco Rubio)和深受极右群众喜爱的克鲁兹(Ted Cruz)也好不到哪里去。律师出身的女主持人凯利(Megyn Kelly)在辩论会上播放这两位候选人前后几年在不同场合下关于移民制度改革的互相矛盾的言论,穷追不舍地要求他们给出解释。

  但是,千万不要由此就以为政治人物在媒体面前百依百顺。事实上,远非如此,政治人物也不是省油的灯。去年10月份CNBC主办的共和党电视辩论会就是很好的例子。CNBC是一家财经方面的专业电视台,主持人也许都是财经议题上不错的主持人,但是他们明显对于政治议题并不熟悉,又没有做好功课,对于一些问题中提出的细节,当候选人否认时,他们就立即退缩。当主持人问及网上有关假想足球赛(fantasy football)的赌博行为时,其本意也许是想给辩论带来一些轻松气氛,不料候选人之一的新泽西州长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立即按捺不住,脱口痛责主持人在国家面临这么多问题的时候居然谈论这种无关痛痒的议题。由此,攻防立即转换,后面的辩论几乎成为鲁比奥、克鲁兹声讨主流媒体(mainstream media)歪曲、打击他们这些保守派政治人物的控诉会。

  过去几十年,美国媒体的演变趋向更加专业,在监督政府行为的同时,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政府制定政策。只是在某些方面,这种影响似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一点,共和党的领导人体会最深,因为现今该党的路线方针已经不是由他们制定,而是由地方电台的政论节目主持人们决定。在党的基本群众中间,无论是前副总统候选人、众议院议长瑞恩(Paul Ryan),还是参议院领袖麦肯奈尔(Mitch McConnell),影响力都远比不上这些主持人。面对这种尴尬局面,他们有苦说不出,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如刚被极右派赶下台的前议长博纳(John Boehner)当初就是参与引狼入室的带路党、邀请极右媒体参与党派政治运作的始作俑者。这应该给所有政客一个警讯:但凡利用煽动民意为自己谋取政治利益,通常最终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自从电台成为民众生活的一部分,它就一直在政治里面发挥作用。大萧条期间,民主党的小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总统首开先例,他每个星期的“炉边谈话(fireside chats)”就是鼓励民众渡过难关、宣达政策方针的工具。随着政论节目的推出,电台节目主持人就开始试图在政治里面发挥作用。只是第一代的右派主持人心有余而力不足,因为他们的听众人数有限,能够获得的广告收入只能维持节目,因此他们并不成气候。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电台可以推出免费电话,外地的听众也能随时打进电话和主持人互动,局面开始改观。这一点在共和党右派基本群众特别明显,这些居住在郊区的小业主们,可以白天一边工作一边收听广播,随时就感兴趣的议题向主持人发问、讨论。另一方面,随着影响力的扩大,一些持极右观点的富豪开始愿意赞助支持这些节目,进一步提升了这些主持人在党内的地位。

  很快,第二代的右派节目主持人在八十年代开始脱颖而出,尤其是1994年共和党在四十年后重新夺回众议院多数地位的期中选举里,诸如拉什•林宝(Rush Limbaugh)这样的电台主持人受邀和党领导密切配合,放手发动群众,在提升本党群众的投票积极性方面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就在领导们沾沾自喜,自认为找到了走群众路线的最佳方式时,“事物正在起变化”。这些主持人为了在这些眼界有限、对于外部世界并不了解也无兴趣的“乡下人”中抢夺市场,大都迎合听众言论,甚而进一步发挥,唯恐右得不够,潜移默化中带动了整个党往右的极端移动。八十年代,里根当选总统时,极右保守派为之欢欣鼓舞,因为老里本人当时就是他们的代表。可是,今年的党内初选里面,以州长任上的执政记录而言远比里根保守的布三(Jeb Bush),虽是党内精英阶层一致看好的人选,却是党内极右派亟欲除之而后快的温和派。

  这些右派节目主持人虽然能够很好地“团结群众”,维持党的纯洁性,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却使得共和党的领导人在夺取权力后很难展现出领导国家的能力。在现代民主体制下,领导人使用权力就是运用政治技巧和对手妥协,提出双方都能够接受前提下最有利于自己的政策——用老特的商人语言就是“做交易(make deals)”。然而,在党内已经形成的极右话语系统里面,这种妥协就是“对敌斗争不坚决”“退一步全完了”,由此极右派代言人克鲁兹以一个头任参议员的政治新人身份,就可以在议院讨论国家大政方针时公开指名道姓地说本党领袖老麦是个撒谎者(liar)。

  只可惜这种维持党的言论纯洁性的做法,却是以脱离广大的中间群众为代价的。过去20多年里,虽然共和党在实行小选区选举制度的众议院始终维持多数地位,在以州为选区的参议员选举里面,直到去年才由于例行的民众厌倦连任总统,暂时夺回多数席位。在总统选举里面,过去20多年也是败多胜少。2012年的总统大选,虽然共和党推出罗姆尼(Mitt Romney)这样的温和人选,但是他却不得不接受比初选中一度领先的桑托利姆(Rick Santorum)参议员还右的政治路线,走了一条没有老桑的老桑路线。

  最近十年,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民众对于政治人物的要求也有了提升。电视普及之前,民众对于政治人物的判断主要集中在他们的政见;自从1960年肯尼迪和尼克松首场电视辩论之后,民众除了关心政治人物的政治立场之外,他们的性格特点也在选民的决定中开始发挥作用;而夏威夷大学的几位教授去年发表的一项研究则表明,对于八十年代后出生的所谓Y世代,这些宅男宅女虽然平时和周围环境的接触不如上辈选民,但是由于社交媒体可以帮助他们了解候选人,他们对于候选人的要求比上辈更高,不仅看重候选人的政见、性格特征,而且也注意候选人在网络上和普通选民的互动。网络也就迅速成为政治斗争的战场。2012年的总统选举里面,奥巴马阵营无论是在脸书还是推特或者自己的网站上都比对手老罗更加活跃地宣传自己的主张,而且对于受众的划分也更加细致。

  虽然网络媒体兴起的初期,网络大V们以左派知识分子为主,但是很快右派媒体人士也赶了上来。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媒体出现。这些媒体里面,有的是由某些富翁为了自身的政治目标而设立,它们的作用就是比传统媒体更加不惜工本地挖掘政治人物的丑闻。也有的是由某些媒体人士自立山头,著名的比如前体育分析员谢尔弗(Nate Silver)创立的体育和政治分析网站。小谢从小就展现出数学上的天份,痴迷于棒球运动员击球技术的统计分析。从芝加哥大学毕业后,他因为成功开发出一套预测棒球运动员职业前景的分析系统而名声大噪,于是他辞去在毕马威(KPMG)的工作,专职为体育媒体撰写分析文章。2007年开始,他的兴趣延伸到政治领域,便自立门户,在分析体育运动的同时,也把同样的统计分析技巧用到政治上面——不去现场采访而是足不出户地利用公开数据建立数学模型加以分析。他因为2008年和2012年成功地预测总统大选以及各州的全部选举结果而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100人之一,同时他被行内人士誉为“数据新闻业(data journalism)”的开拓者。由于网络媒体的重要性日渐显现,密歇根州立大学的传媒学教授达顿(William Dutton)把网络大V们乃至所有活跃在网络上的人群都归类为国家政治的第五权(the Fifth Estate)。

  网络媒体兴起不过十多年的功夫,它对政治、传统媒体的影响还有待认真研究。就目前已有的文献来看,传统的主流媒体仍然是信息的主要来源,而网络媒体则主要是人们交换想法的场所,而且各种观点并存、争相斗妍。在党派政治趋向极端化的今天,学者们自然很关心网络是否进一步加剧了左右对立。按照密歇根大学去年的一项研究,博客以及推特群体的组成主要是出于观点的一致性,因此那里的讨论也许会呈现观点极化现象(polarization),而脸书的客户通常是由于工作、学校等其他因素互相结为好友,因此那里的讨论则不存在极化现象。

  最近有一批保守分子指责脸书在向用户推出信息的时候,存在压制保守派信息的倾向。尽管还是有好些共和党人物赞扬脸书在他们竞选的时候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也尽管脸书内部调查后并没有发现方法上的错误(methodological error),从法律上讲它不亏欠保守派任何义务,但是扎克伯格还是安排时间和这些保守分子见面沟通,消除认识上的误差。

  小扎的这个举动值得赞扬,因为它符合整个媒体行业的总体定位:既不是权力的附庸,也不是民意的简单传声筒,而是真实信息的来源,以及包容各种观点公平竞争、值得各方信任的平台。

  作者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某基金经理,负责全球宏观性投资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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