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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和行为科学家为何没预测到特朗普的胜利

2016年11月11日 09:5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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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当选,确实令学界惊诧,也发人深省。真实的民心需要更客观的方式来了解,这正是社会和行为科学重要的原因
彭凯平
彭凯平,毕业于北京大学、密歇根大学心理学系博士。2008年5月起受聘清华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和首任系主任;2009年入选中组部国家级海外高级引进人才(千人计划),清华大学社科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清华大学伯克利心理学高级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社科学院积极心理学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幸福科技实验室联合主席。中国北京积极心理学学会理事长和国际积极心理联合会(IPPA)以及国际积极教育联盟(lPEN)中国理事,并担任中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执行主席(2009年至今)。曾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心理学系及东亚研究终身教授,伯克利加州大学社会人格心理专业主任等国际职务。

  【财新网】(专栏作家 彭凯平)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比较混沌、分化明显、戏剧性最强的大选之一。最不可思议的是,所有的主要媒体、电视频道、美国报纸、专家学者都预测现任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会高票当选,但大选的实际结果却是以希拉里失败告终。不光希拉里自己没有夺得美国总统的宝座,她所在的民主党也丢掉了参议院、众议院,以及很多地方政府的席位,可以说是一次惨败。虽然她赢了大众票数(多27万张票支持希拉里),却输在更需要政治谋略的选举人票数上,不像是个政坛元老的表现。

  为什么这么多的专家、学者、专业人士都看走了眼?为什么社会和行为科学的预测模型全都失效?我们从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

  首先应该指出,传统的社会调查方法,可能包含有很多致命的缺陷。现有的调查依赖的是分层取样的方式,甚至依赖于走家串户、电话调查和邮件联系的方法,抽取部分代表性样本调查,来推测整个人群的反应。其中,调查人员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待人接物的方式等很多因素都会对样本的结果产生误导的作用。试想一下,一位年轻的社会调查人员,来到自己不熟悉的环境、家庭或楼道中,询问对方对各种问题的态度、看法和意见时,会不会受到调查者本身的特性的影响?

  这样的调查也容易受到社会赞许度的影响。尤其是大众媒体、主流杂志和专家们都偏向某一位候选人的时候,会产生一种巨大的社会压力,让很多选民不愿意也不敢公开表达自己不同的立场和态度。试想一下,虽然一位年轻妇女心中非常认同特朗普的各种观点,但当媒体反复播放特朗普调侃女性、侮辱女性的言论和画面时,她怎么会愿意在调查者面前把自己真实的想法说出来?

  这样的社会赞许效应,往往会让很多一边倒的预测产生巨大的翻盘效应。无论使用的统计方法是多么的完美,调查的工具是多么的先进,但如果最初调查出来的数据本身是不真实、不准确的,这些先进和完美的方法也是不可能让我们做出真实又准确的判断的。

  第二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和我们社会心理学家所关注的真诚度有很大的关系。特朗普作为一个老练的商人和媒体人士(别忘了他演过电影,主持过无数电视),他绝对知道应该如何表现出自己真诚的一面,而这恰恰是希拉里最大的“软肋”。

  特朗普并不是一个比希拉里更真诚的人,比如说——他的报税记录一直没有公开,他的健康信息也没有完全公开,而只是有选择地披露了自己认为有正面意义的信息。这是他使用了一个社会心理学的技巧,就是说一些特别反潮流、反主流、反中规中矩的话,让人觉得他说这样极端的话,一定是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而希拉里由于多年的律师历练,使得她说话留有余地,而不是坦率地、全部地说出应该说的话。但是,普通选民会觉得这样的一种吞吞吐吐、欲言又止的表述是一种不真诚的表现。我个人认为,在真诚度方面,这两人都是政客,并没有多大的本质差别,只不过技巧使用不同而已。正是因为这种不同技巧的使用,让普通选民认为特朗普是赢在真诚度上。

  第三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在早期的心理学研究中发现的一种现象,那就是“极化现象”。1997年,我和我的导师尼斯本特(Richard Nisbett)做了一系列有关人类对矛盾信息的反应研究(发表在《美国心理学家》杂志上),发现当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些与我们以前的观念不一致的信息时,我们往往会贬低那些不利于我们自己观念的信息,而把自己以前确认的信息变得更加确信。就像一个支持死刑的人,当他看到一些反对死刑的证据之后,反而变得更加支持死刑;而当一个反对死刑的人看到一些支持死刑的证据之后,反而变得更加反对死刑,这就是一种极化现象。当两个观念差距越大时,当人们讨论的时间越长时,这种极化现象越明显。

  因此,当两个政党的竞选变得越来越激烈、越来越冲突、越来越戏剧化的时候,很多的人就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极化效应。特别是这次美国大选,很多专家、学者、主流媒体的评论员,在确信自己不喜欢或者厌恶特朗普的时候,很可能就会有意识地忽略、看轻、不重视那些支持特朗普的信息。而这样的信息偏偏可能是特朗普获胜的原因。

  这一次社会科学家和行为科学家对美国大选预测的失败,有很多经验和教训值得反思和总结。其实科学也往往是在经历各种失败之后才得到进步和发展,我相信这样的案例以后也还会发生。但是,通过这次失败的预测,我们起码可以适当改变我们通常所信赖和使用的社会调查方法,同时在学术问题上保持政治上的中立和独立。

  当前,人类己进入互联网和移动大数据时代,也许只有通过对大数据和自媒体信息的分析,才能够帮助我们更加接近和了解民意。我和郑先隽、喻丰教授曾经发表过一篇关于大数据的心理学文章,其中提到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观点,也就是大数据样本才可能更接近总体。也只有根据大数据、社交媒体、自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信息所作的预测,可能会让我们更加容易抓住民众心态的变化,从而作出相对更加准确的预测。

  当然,我要强调的是,特朗普的当选,不代表美国民主的失败,也不代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科学的失败。科学的预测总是会比各种个人看法、迷信手段更准确,是因为它承认失败,接受教训,改善模型,从而变得越来越准确。

  特朗普当选,确实令学界惊诧,也发人深省。真实的民心需要更客观的方式来了解,这正是社会和行为科学重要的原因。

  作者系清华大学心理学系主任、国际积极心理学会中国理事,个人微信公众号“彭凯平”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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