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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体量为何易被低估

2017年05月18日 11:27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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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讯现在对数字经济体量的估计有不小的现实价值,它至少给人们找到了评价数字经济的一个基准。但腾讯现在对数字经济体量的估计依然不足,存在着低估
陈永伟
经济学博士、博士后,研究领域为产业经济学、发展经济学和法律经济学,曾在中英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目前为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和主任助理。

  【财新网】(专栏作家 陈永伟)腾讯研究院之邀参与了“中国数字经济全景解读会”,围观了研究院对新一版“互联网+指数”的解读。测度数字经济很难,因为它能感受到,却看不到。这种特征,给技术乐观论和技术悲观论的并存留下了空间。对于技术乐观论者来说,数字经济太重要了。而对技术悲观论者来说,数字经济的作用却可以忽略不计。例如,在去年的一部畅销书《美国增长的兴衰》中,经济学家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就表现出了对数字经济的不屑。在他看来,互联网带给人们的福利改进恐怕还比不上抽水马桶。对于数字经济体量的客观估计的缺失,会让人们很容易在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之间感到迷茫。从这个意义上讲,腾讯现在对数字经济体量进行的估计有不小的现实价值,它至少给人们找到了评价数字经济的一个基准(Benchmark),以后的研究将可以在它的基础上进行。

  不过,现在这个估计确实存在着很多的问题。

  从方法上看,现有的估计是用GDP对“互联网+”指数进行回归后得到的统计关系,结合互联网+指数的总量,来推测数字经济体量。这种方法有效的前提有两个,一是互联网+指数本身是一个有意义的“基数”,二是回归得到的统计关系要可靠。但是,这两个前提是否能成立都有待商榷。一方面,现在的互联网+指数更多是一个“序数”,而不是一个“基数”。假设一个城市互联网+指数是20,另一个城市互联网+指数是10,这并不代表前者的互联网+发展程度是后者的两倍,而只是说明前者的互联网+发展程度比后者高而已。另一方面,由于设定的不同,回归系数的稳健性一般不好,因此其可靠性也会存疑。

  相比于用回归分析测度,一种更好的方法可能是用生产函数法来进行测算,这也是国际上比较通行的做法。这种做法在计算出信息通信和技术(简称ICT)投入的贡献参数后,与ICT投入的量相乘,就可以计算出数字经济的量。不过,这种方法会漏算由数字经济带来的效率变化,因此估计出的数字经济体量将会是一个下限。

  从现在的计算结果看,腾讯研究院用回归法估计出的中国数字经济的体量和国际上用生产函数法估计出的非常类似,大约都占GDP的30%,这是一个巧合。它正好也说明了腾讯现在对数字经济体量的估计依然是不足的。

  既然存在着低估,那么到底低估了哪些方面呢?

  一是忽略了对组织变革和商业模式的影响。唐·泰普斯科特被誉为“数字经济之父”,他在20年前的著作《数据时代的经济学》(此为中译,原文的意思就是“数字经济”)中曾花大篇幅讨论了数字经济对组织变革和商业模式的影响。显然,如果只看绝对体量,而不顾体量背后带来的组织结构和商业模式的影响,那我们对数字经济的影响估计就是不足的。

  二是忽略了数字经济带来的“免费”的影响。我们算GDP,都要有商品的价格才能计算,而商品只有在稀缺的时候才会有价格。在伊甸园里,无所不有,人们不会有稀缺,但所有东西也不会有价格,所以伊甸园的GDP就是0。而在现实世界,有稀缺,有价格,GDP大于0,但从人们的福利看,却肯定不如伊甸园。数据经济的一个特征,就是消灭稀缺,把有价的东西变成了免费。例如,过去看电影需要钱,现在在网上看很多不要钱;过去搜集信息要钱,现在在网上搜不要钱……这些免费的东西不会体现在交易上,不会有价格,当然也不会被算在数字经济的体量中,但它们是客观存在的。为了避免这种低估,一种更好的方法可能是用“幸福经济学”的观点(Happiness Approach)来计算福利变化带来的等价财富变化。

  除此之外,现在腾讯的这个估算还是过分侧重于需求侧,而对供给侧的关注则较少。事实上,现在数字经济对供给侧,尤其是TFP的贡献是不可忽略的。它一方面促进技术变化,提升了TFP,另一方面还通过改进资源配置效率改进了TFP。可以预见,这两方面的作用在未来可能会越来越重要,所以相关的研究还应该积极推进。

  作者为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和主任助理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杜春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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