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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前局长的“一根筋”

2017年06月12日 13:40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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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米执着地坚持只谈事实不会改变人们的立场,却成功地给国会和特别检察官扩大调查范围增加了正当性
吴谦立

财新网“大谦视界”专栏作家。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某基金经理,负责全球宏观性投资。

出版过《公司治理:建立利益共存的监督机制》和《公平披露:公平与否》,以及译著《财务骗术》《拯救日本》《社会关系》,在《中国改革》等杂志上发表过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方面的评论文章,在哈佛大学、马里兰大学有过讲座性授课

  【财新网】(专栏作家 吴谦立)对于一个停留于传统政治思维方式的人来说,对这几个月美国政坛的风云变幻可能完全一头雾水,作为执法机构的FBI理应是政权的最核心组成部分,其掌门人本应要么是领导无比信任、久经考验的好同志,要么是背景强大、无法撼动的铁腕人物,总之一定是权力核心圈子的大内高手。去年大选后,国内一位体制内的朋友就坚持认为特朗普的获胜一定是某个代表传统美国清教徒的小圈子为了不失去权力而暗中发力,对他来说FBI时任局长科米在选举前知会国会重启对希拉里的调查就是明证。

  然而,按照这个阴谋论逻辑的话,现在这个核心圈子的代表科米却不仅和自己扶持上台的特朗普闹翻了,而且起因似乎只是为了内部工作协调上的一些细节。而科米上星期在国会听证会上的表现,只会让秉持这个逻辑的人更加摸不到边。

  上周四上午,科米出席了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的公开听证会。虽然当天下午的秘密听证还没有信息泄露出来,仅就公开听证的表现,他给人的印象是在职期间,近乎刻板地遵守有关规定,整个听证会上,既没有因为自己被解职而一味展示自己受害者形象、从而寻求民主党的声援帮助,也没有对掌权者共和党讨好献媚。相反,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继续毫无顾忌地“得罪”民主、共和两党:一方面他直接表达特朗普解职他的理由完全是“不折不扣的撒谎 (lie, plain and simple)”,“玷污我和FBI的名誉(defame me and, more importantly, the FBI)”,并且清晰明确地表示他决定每次和特朗普见面后立即写下备忘录有好几个原因,其中之一就是“我担心他可能会就我们会晤的本质撒谎(I was honestly concerned he might lie about the nature of our meeting)”。另一方面,又明确表示特朗普要求他放过弗林时,仅仅可以被理解为是“指示 (direction) ”并不是“命令(order) ”,更没有要求他撤销更广泛的、俄罗斯干预2016年总统大选的调查。

  同时,他还在回答问题时证实了我们以前所说的由于奥巴马政府的司法部长林奇(Lorreta Lynch)失去公信力,他为了维护FBI关于希拉里调查的声誉而亲自上阵说明调查结果,并且披露林奇在知道他要开新闻发布会时曾经“力促(urge)”他不要公开称之为“调查(investigation)”,要把它淡化为“事件”(matter)。

  相比于这几个月来媒体上习以为常的情绪化推特语言,这次质询看上去更像一个成熟政治戏码的展现。但是在所有的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之下,问答之间仍然充满了算计和机锋。即使是共和党的温和派议员柯林斯(Susan Collins),也试图通过质询间接地对特朗普有所维护,她提出科米应对特朗普时立场还不够坚定,没有当场坚决拒绝不合理的要求。她还当场给予指导性意见:“我对你的回应感到疑惑。你的回应是‘我同意迈克尔·弗林是一个好人’。你应该说‘总统先生,这次会议是不合适的。这一回复可能会影响调查’。”其实,这个意见只是在唱高调,作为一个下属,面对上司的不合理要求时,除非早就打定主意辞职,否则通常比较合理的做法都是首先婉转地予以规劝、间接地表示拒绝。更何况,当时特朗普的这种行为显得过于不专业,完全出乎任何人的意料,科米在惊讶的情绪之中,只会立即想法回避直接冲突。实际上,按照科米刚被解职时他的朋友流露出的信息,科米一直在试图教育特朗普作为总统和FBI发生工作上的交流时应该有的正确姿势。当特朗普后来再也不直接给他打电话时,他以为自己已经完成了给特朗普普及常识的任务,这才会在得知自己被解职时略显意外。

  民主党在抓住机会加紧表演方面也不含糊。我们以前的文章曾经提及民主党就司法部长塞辛斯(Jeff Sessions)资格审查时的回答炒作老塞通俄一事,说明仅仅就老塞当时的回答完全不应该质疑炒作。很明显,民主党人通过科米的证词觉得老塞身上还有料可挖,威登(Ron Wyden)议员特意询问当科米以及FBI领导班子认为特朗普的行为需要予以规范时,为什么只是和司法部其他高层沟通却不与老塞讨论——当时老塞还没有表示要回避有关调查,是什么让他们做出这样避开直接上司的决定。作为一个任职超过20年的资深议员,老威明知道这个问题不可能在公开场合下讨论,但还是提出来,为的就是无论答案如何都能在电视镜头前表现出政治上的主导性。老塞本星期将被召去参议院接受质询。

  因此,整个听证会虽然秩序井然,其实却暗涛汹涌,科米沉着应对下来并不容易。除了在接受质询前的开场白里,显得有些情绪激动外,将近三个小时的质询,他一直显得情绪稳定、从容不迫。只是在海因里希议员(Martin Heinrich)质询他既然他和特朗普的这些交锋都是一对一的私下场合,凭什么让人们相信他而不相信总统时,他曾经迟疑了一两秒钟,其他时候都是应答如流。更值得称道的是,自始至终他都严谨地遵守事实和观点的区别,严守分际地给予回答。他屡屡斩钉截铁地拒绝从法律角度对特朗普是否构成阻碍司法或者是否通俄做结论,而是代之以淡淡地表示那取决于联邦调查局和特殊检察官穆勒的调查。

  因此,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说,对于无论是一心想为特朗普辩护的右派、还是想立即给特朗普定罪的左派,这个听证会似乎有些令人失望,因为科米并没有爆出新的致命信息,他的作证并不会改变多少人的立场。但正因为这样,他的证词才显得客观可信。事实上,科米不可能、也不应该提出爆炸性资料,因为对于特朗普的行为,当时他的应对仅限于事后立即写下备忘录——这是华盛顿政治圈子里惯用手法,并没有辞职也没有向媒体爆料,这些举动本身说明特朗普的作为虽然有违规则,但还没有坏到毫无顾忌、践踏法律底线的地步。

  共和党议员对科米的一个不满是去年当FBI结束对希拉里的调查时,他曾经高调召开记者会予以宣布,可是科米虽然私下告诉特朗普他并不在FBI反情报调查范围里面,却在任职期间即使面对议员质询都始终不肯予以公开证实,只是到了现在,他的角色已经是一介平民不再是执法机构的最高领导人时,才以证人的身份表示,截至他离开FBI时,特朗普不在调查范围之中。科米借此机会再度申明他恪守的信条,那就是作为一个执法机构,一旦你向公众宣布了某个信息,就必须在发现原先的信息不够精确或者真实时,立即澄清事实。言下之意,执法机构平时应该尽可能地低调行事,不到万不得已,不应该随便公开发布任何声明。这不是一项正式的政策原则,只是他的一贯行事风格,因此在具体问题的处理手法上可能存在争论,却无法否定它原则上的合理性。

  听证会上,科米还不惜冒险披露是他下台后主导把自己当初的备忘录透露给《纽约时报》,其目的是为了迫使司法部能够迅速任命特别检察官进行更加广泛、更加严谨的调查,还他和FBI一个清白。果然,特朗普和他的律师都随即因此指责他就是政府信息的非法泄露者,指责他所做的一切都只是为了报复。

  整场听证会,科米表现出不遗余力地捍卫自己和FBI的声誉,同时仅仅阐述他的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以及事发时的现场感受,避免给别人因为被解职而借机泄愤的感觉,又成功地展示两党均未成功影响联邦调查局的独立性。这样,共和党议员完全无法从他的证词里面寻找漏洞,他的陈述成为整个事件深入人心的版本,也为国会和特别检察官扩大调查范围增加了正当性。

  也因此,他虽然已经下台,却仍然赢得议员的尊重。许多议员开始提问前都首先赞扬科米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有的甚至主动表示他在任时双方有过很愉快的工作关系。议员提问时也都没有过多地以自己的观点为出发点,而是技巧性地就事实而质询。即使是最想为特朗普辩护的共和党议员科宁(John Cornyn),事后发表声明时也部分使用了科米的证词。向来镜头感强烈的议员如此表现,间接地反映了FBI和科米本人在民间的声誉。

  这次听证会引起的民间关注度是空前的。虽然公开听证会安排在国会最大的会议室,还是人满为患,有好些年轻人赶在凌晨就到门口排队等候进场。本地一所高中10年级教授政府运作的老师组织学生实况收看了这场听证,然后组织他们讨论这件事件里面总统和局长各自表现如何。

  应该说,美国政府的专业官员里面,像科米这样“一根筋”的并不在少数。其他的不说,前几天驻华公使阮大卫(David Rank)仅仅因为不愿意亲手向中国政府提交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的通知而辞职,就是另一例证。当初,我在上海领事馆工作时,小阮刚开始职业生涯。当时,曾经有两支美国大学的橄榄球队来上海进行推广性的表演式比赛。当时的总领事指定我和他两个年轻人代表他们夫妇出席这场比赛。那时的小阮作为刚入职的国务院系统的外交官,主要职责是签证官。但凡当时在上海办过签证的人,也许对他正式的名号没有印象,应该知道他当时的绰号。现在,他甘愿为了一个跟他的工作八杆子打不着的巴黎协定而辞职,仅仅是出于良心上过不去。

  这是因为在具备真正现代文明的宪政民主体系里,政府的运作依赖预定的规则,各个政府机构有一定的自主权,通过至少是部分地独立于党派政治而获得权威。即使是行政部门的官员也不是仅仅以总统为准绳,而至少在原则上是对于公众的责任。因此,即便是在行政部门,总统也并不具备绝对的权力。

  就拿FBI来说,它在历史上一度也是领导用来进行权力斗争的工具。当时的局长胡佛和前后六位总统许多时候都处于一种又爱又恨的紧密关系,屡屡跨越道德和法律红线。从1933年小罗斯福总统上台开始,胡佛就为保住自己的职位而主动跨过司法部、越级“想总统之想、急总统之急”,不断向总统提供政敌的各项信息,罗斯福也投桃报李地帮助FBI不断扩充权力,把一个原本不起眼的小机构调查局(Bureau of Investigation) 提升为现在这么一个具有极具影响力的庞然大物。

  及至肯尼迪上台时,他还为实现自己的经济政策而使出让FBI特工半夜给记者打电话骚扰人家以阻止对方出席企业信息发布会的下三滥手段。曾经与胡佛长期做邻居的约翰逊总统依靠胡佛击败了党内对手、那个“哗众取宠的小兔崽子(grandstanding little runt)”罗伯特·肯尼迪,因此在下台之际给下任总统尼克松传授经验时,就特别强调胡佛是“权力的坚强柱石(a pillar of strength in a city of weak men)”。

  但是,滥用权力其实是个双刃剑。既然领导可以肆意弄权,就休怪部属上行下效。胡佛利用总统给予的特权,把FBI一度变成自己的私人力量,“针插不入、水泼不进”,并且利用职权反过来收集各位领导的不光彩资料以自保,因此即使杜鲁门在位时曾经试图撤换他,最终却无可奈何。

  胡佛去世后,国会于1979年通过一系列法案条例,强调它的独立性同时规范了FBI职权,并且制定关于它日常运作的各种伦理原则和细节。多年来,这些原则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这次事件中,特朗普行为表现出的问题就是按照现行条例,作为总统,他如果因为工作的关系需要向FBI询问信息或者发出指示,应该首先联系司法部,得到有关部门的允许后才能把信息传递过去;而且他不应该私下单独和FBI局长见面。而科米表现出的态度就是对有关规定的执着。

  像科米这样的官员能够遵守各项工作条例,其外部原因就是作为立法机构的国会可以随时就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举行听证会,帮助行政官员“洗洗澡、出出汗”,不必走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过场。这样的做法,不论其初衷是什么,起到的客观效果是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保护了各级干部少犯错误,让官员们能够更好地凭自己的良心“执政为民”,最终还是保护了领导免于权力的诱惑,体现的是对领导的一种爱护。现在担任特别检查官的穆勒在担任FBI局长期间,就一直努力让FBI在应对反恐任务时,不至于踩踏民权底线,使得2012年竞选时,共和党的罗姆尼无法在国家安全议题上攻击奥巴马。

  作者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某基金经理,负责全球宏观性投资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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