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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经济学解释“韩春雨现象”为何受关注

2017年08月04日 15:08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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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春雨现象”得到社会广泛关心的深层次原因是很多从业者和社会对于“逆袭”故事的渴望。为了中国生物学更好的发展,社会和管理部门应该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与生物从业者更多实质性的关心和关爱
包特
包特,2006年获复旦大学经济学学士,2007年获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硕士,2012年获阿姆斯特丹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任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研究兴趣为实验经济学,行为金融,合约理论和房地产经济学。研究论文发表于Economic Journal,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Journal of Economic Dynamics and Control等国际期刊,和《经济研究》、《世界经济》等国内期刊。曾获Emerald出版集团年度“杰出图书章节贡献奖”和钱学森城市学金奖提名奖。

  【财新网】(专栏作家 包特)在2017年七八月交界的短短时间里,中国生物学界就以两条重大新闻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一条是在最新一期《细胞》杂志的10篇文章里,中国科学家以4篇文章实现了“屠版”,从而确立了中国生物学在世界生物学界毋庸置疑的领先地位;另一条则是在经过一年的等待后,《自然.生物技术》杂志宣布,韩春雨及其合作者由于未能在约定的时间里复制之前的实验结果,宣布撤出之前在此杂志发表的关于利用NgAgo进行DNA编辑的论文。

  这两则新闻一喜一忧,折射出以生物学为代表的中国科学界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一方面正向世界巅峰的“王者荣耀”快速挺进;与此同时,由于行业规模的扩大,和在快速增长期难免会采取的一些相对急功近利的激励方式,也可能产生出科研从业者在职业规范和操守上的问题。作为学者,一般会更关心问题的部分以及可能的改进方案,所以本文的主要关注点在于“韩春雨现象”和背后折射的问题与思考。

  应该说,“韩春雨现象”出现的土壤,是和中国生物学一些独特的特点和情况有关的。具体来说,上世纪末的几年,中国社会广泛流传着一个口号,叫“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受此口号的鼓舞,大批有志学子在高考时纷纷报考生物,以至于生物通常是那几年各个高校录取分数最高的专业。与此同时,生物热和出国读博热在时间上有相当大的重合,因此,很多当年选读生物专业的学子,本科毕业后大多选择了出国或出境继续深造。

  然而对于这一批当时的天之骄子而言,他们选择专业日后的发展路径比想象的坎坷很多。

  首先,由于中国就业市场发展阶段的限制,他们中很多人本科毕业以后找到和本专业直接对口的业界工作的机会并不多。而对于在国内和出国继续深造的那部分人,由于所在国家相关研究经费的波动,和教职市场供需的变化,很多人毕业后在学术界求职时难以立即找到满意的常任轨职位。其中相当多人需要在找到第一份长期教职之间做好几份、并在时间上跨度几年到十几年的博士后工作。

  这些都导致生物学整体上体现出一种总体产出和个体回报的失衡:一方面,从总体论文发表,中国生物学完全实现了“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二十一世纪是生物的世纪”的愿景;另一方面,对于很多,甚至说大多数从业者个体,这些当年高考高分进入名校的生物专业人士在毕业后获得的收入和社会认可是与他们个人的才华、为科学作出的贡献,和在家庭等各方面作出的牺牲不相符的。这些都使得这个中国功勋社会群体的很多成员在很多时候可能会把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乃至污名内化,产生很大的心理压力和焦虑,以至挫折感和失败感。

  在这个背景下,“韩春雨”现象作为“逆袭”的典型案例,在刚开始发布的时候,自然在生物学,以及一些有类似情形的领域的焦虑人群中产生巨大的震动和鼓舞,从而形成全国轰动的新闻。抛开事件本身已有的公开处理,在二十一世纪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为这个领域的继续发展和突破,社会和相关的政府机构是不是更应该思考:如何推动一种健康的社会认知和舆论,对科研工作者中的尚未成功者和失意者提供更好的物质保障和更多的精神支持,而不是坚持唯以成败论英雄,从而间接迫使很多人把极少的“逆袭”个案当作唯一的希望?

  中国前十几年科研领域的巨大成就主要是竞争推动的。但这并不是说,给科研工作者提供更多的保障,或稍微宽松的工作绩效压力就必然使得他们偷懒。事实上,以瑞典为代表的北欧福利国家,和以荷兰为代表的西欧福利国家在人均创新活动上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Stiglitz, 2015)也认为,对于促进创新来说,他认为以福利著称的北欧模式优于注重竞争的美国模式。

  韩春雨现象在刚开始流传的时候,人们有时会把他比作中国的中村修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简单套用中国或美国目前的科研评价体系,中村修二在一所大学,甚至公司的研究所里,恐怕也是难以生存的。从这个角度说,日本被广为批评的年功序列制提供的“铁饭碗”恰恰是中村修二专心研究的正面外界条件之一。

  事实上,基于美国数据的研究(Griffith and Macartney, 2014)也表明,提供更好的雇员权利保障会使得雇员更加安心投入创新活动,因此,跨国企业在雇员保护程度更高的国家创新活动更多,水平也更高。近年来,创新也成为了金融研究的前沿之一,清华大学田轩教授和明尼苏达大学Tracy Yue Wang教授(Tian and Wang, 2011)的研究显示,当风险投资对公司项目失败的容忍程度更高的时候,公司项目的创新性也会更好。

  事实上,生物学作为一个行业对于个人的高要求和相对偏低的预期回报已经影响了生物学对未来人才的吸收和储备。目前,生物学的高考录取分数已经远远不是最高,报考人数和热情已经大不如十几年前。但同时,如果任由这个趋势持续,将导致中国生物学界在创造巨大辉煌以后后继乏人,这对于科学界和社会的效率损失都是极大的。

  因此,尽管“韩春雨事件”目前的结果让人遗憾,与其仅仅责备个人和相关机构在此事中的责任,社会和管理部门还是应该在物质和精神上给与生物从业者更多实质性的关心和关爱。例如,在物质层面,提高基础学科博士奖学金和博士后工资,把博士毕业就业情况和博士后出站就业情况纳入学科排名指标,激励大学和导师投入更多努力帮学生就业。同时,适当降低生物等基础学科创业和产学研结合的门槛,增加绝对就业需求。在精神层面,除了增加社交活动和一些情况下必要的心理咨询支持,通过文艺作品等形式正面表达和评价科研工作者的生活和社会价值也是很重要的。这些措施都可以有效减少广大普通科研人员因为压力和挫败走上歧途的可能性,也为中国早日出现真正的中村修二式的“扫地僧”高手提供一片安心修炼的“藏经阁”。

  参考文献

  Griffith, R., & Macartney, G. (2014).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multinational firms, and innovation.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96(1), 135-150.

  Stiglitz, J. E. (2015). Leaders and followers: Perspectives on the Nordic model and the economics of innovation.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127, 3-16.

  Tian, X., & Wang, T. Y. (2011). Tolerance for failure and corporate innovation. Th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27(1), 211-255.

  作者为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许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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