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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美联储主席需要准备好勇气

2017年11月06日 11:07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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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的独立性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靠历届主席的勇气争取来的。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面,在未来几年不仅要继续面临国会的压力,而且也存在与白宫之间擦枪走火的可能
吴谦立

财新网“大谦视界”专栏作家。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某基金经理,负责全球宏观性投资。

出版过《公司治理:建立利益共存的监督机制》和《公平披露:公平与否》,以及译著《财务骗术》《拯救日本》《社会关系》,在《中国改革》等杂志上发表过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方面的评论文章,在哈佛大学、马里兰大学有过讲座性授课

  【财新网】(专栏作家 吴谦立)关于谁是下任美联储主席的竞猜游戏终于落幕了,特朗普选择了现任理事鲍威尔(Jerome Powell)。这个选择表面上打破了过去40年总统不在自己第一任期内使用自己的主席人选,但是鉴于鲍威尔2012年成为美联储理事以来的投票记录,他尽管上任之初私下对于伯南克的第三次量化宽松政策提出过可能引发通货膨胀的警告,但是几年来最终表决时每次还是都表示赞同,而且他在美联储工作的这几年里,已经树立了从善如流、善于建立合意的形象,赢得了职员们的普遍尊重。因此,从货币政策的角度来说,可以认为他大致上理解并接受伯南克、耶伦的思路,在可预见的将来美联储走的会是一条没有耶伦的耶伦路线。从这个角度说,特朗普仍然遵循了前任们的惯例,即在自己第一任期内寻求经济的连续性而不冒不必要的风险。

  有很多证据似乎显示特朗普上台后,就多次表现出对耶伦的尊重,而且直到10月底仍然在认真地考虑让耶伦连任,但是最终放弃耶伦除了因为财政部长姆努钦的坚持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参议院这一关。从1977年开始,每个美联储主席的人选都必须首先通过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审核,然后由该委员会向整个参议院提议让全体参议员表决。

  鉴于目前的政治两极化,许多保守派议员对于货币政策的不满让他们多次表示要收紧美联储的权力,甚至全面审核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制定和操作过程。在这个背景下,耶伦很难通过目前共和党占据多数席位的参议院。

  即使是鲍威尔在参议院也不是没有风险。2012年他被提名出任理事时,参议员表决就有21票反对;2014年当他开始新的完整任期时,又有24票反对。这些反对票里面,除了一名民主党人之外,其余的都是共和党,而且这些共和党议员目前不仅仍然在位,还有几名就是银行委员会成员。就在特朗普还没有决定最终人选时,还有一些共和党议员,因为鲍威尔就任理事以来没有和前任负责银行监管的理事陶如洛(Daniel Tarullo)作坚决的斗争以及在货币政策上不够鹰派,而私下游说反对他出任主席。

  按照目前的银行委员会成员构成,如果所有民主党人都反对他,只要有一位共和党人跑票,他就无法通过。不过好在2013年参议院有一条议事规则的修改终结了审核行政部门领导人时的阻挠议事(filibuster) 手段,这样即使他无法获得压倒性多数的支持,无论在银行委员会还是整个参议院他只要获得简单多数支持即可通过。而银行委员会有三位民主党议员来自特朗普去年获得胜利的州,他们一方面自身的意识形态没有那么极左,另一方面他们面临明年竞选连任的压力,在审核出任负责银行监管的专职副主席夸尔斯(Randal Quarles)以及其他特朗普有关提名时就都投票赞成。这样,鲍威尔要通过参议院的审核应该问题不大,至少在特朗普最后考虑名单上的几个人选中是最有希望的。因此,他即使不是专业上的最优选择,也是次优选择,更重要的是,他是政治现实下的最优选择,既不给经济、金融市场带来不必要的不确定性,又满足了特朗普想给历史留下自己痕迹的欲望。

  但是,能够顺利地通过国会一关,不等于在将来就可以避免政治风暴。从美联储的金融业监管功能的角度来说,仅仅几个月前鲍威尔还被许多共和党人认为在银行监管上面太鹰派而没有被考虑成为专职负责监管的副主席。不过我们以前说过,美联储的独立性从来都不反映在金融监管上面,而且鲍威尔本身比耶伦更倾向于放松监管,因此无论理论上说是否应该放松监管或者应该多大程度上放松,都可以预期这方面的摩擦少一些。

  倒是美联储影响面更广泛的货币政策上面,在未来几年不仅要继续面临国会的压力,而且也存在与白宫之间擦枪走火的可能。

  从经济局面来看,自从金融危机以来,虽然货币政策一再宽松,经济都只是出现温和的增长。虽然眼下经济以3%的速度增长,是2014年以来最佳情形,但是美联储似乎很担心这样的形势无法维持。根据他们给出的最新预测,他们估计长期增长的均衡率在1.8%左右,因此他们自然会认为3%的增长率加上低于通常接受的全员充分就业水平状态下的失业率,将产生通货膨胀压力,这是它最近开始连连加息并且不断表示还将继续加息的理论基础。但是,另一方面特朗普竞选时就再三拍胸脯保证要让经济增速上升到4%,这也是共和党现在推动税收改革的一个说辞。可见,白宫和美联储对于未来经济增长的期望似乎南辕北辙,将来就经济前景的看法产生冲突应该不会让人意外。

  同时,鉴于经济增长已经持续好几个年头,在维持美国有史以来最长时间低利率的背景下,经济已经进入有史以来第三个最长时期的繁荣增长。通常当经济增长开始成熟并开始降速时,这个阶段产生的数据往往不再一面倒地显示增长。比如,现在的汽车销售额早就已经迈过峰值并且开始出现下降的趋势,刚出现的商业设备支出增长也可能随时消失。这个时候,数据的改变很容易被误判,同时已经降速的经济面对可能出现的冲击更加脆弱,让误判会真的导致衰退。过去几年宽松的货币政策已经产生了更多的债务,家庭房屋抵押贷款债务的负担并没有太大的改善,而金融机构又大幅度发放了更多的汽车以及学生贷款。另一方面,企业在过去十年里负债增加了75%达到1.5万亿美元,而这些增加的债务并没有用于有利于经济长期增长的扩大再生产,而是主要用来回购自身股票,让企业股东获利——当然更让企业高层获得丰厚的财务回报以及继续占据高位的机会。在这种情况下,一旦经济失去动力,这些高负债企业很可能引发连锁问题。

  从FOMC成员结构来看,明年将有新的分行行长轮值可以参加利率决策的表决,根据这些行长平时的言论,可以预知明年的FOMC会采取更加鹰派的立场。

  从这些方面都可以看出,无论谁出任下任主席,美联储都面临重重挑战,不仅要面对比前几年更加复杂的经济局势,更要时时准备应付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且不说国会议员们会利用一切机会作秀,特朗普也可能会像在其他领域里面一样时时对货币政策指手画脚,甚至直接出面干预。依照特朗普表现出的揽功于己、诿过于人的特点,一旦出现这样的冲突,他一定会竭尽所能地大肆渲染,用足各种手段羞辱对方,届时美联储的主席没有足够的勇气是无法应付这样的局面的。

  我们以前说过,当初尼克松能够干预货币政策的一个背景就是当时货币政策的理论根基动摇。现在就在这样的紧要关头,人们对于货币政策应该秉持的理论基础也产生了疑问。一些金融界人士甚至抱怨伯南克、耶伦为代表的学术界已经完全把货币政策搞砸了。现在讨论得最热门的就是总结工资增长预期和失业率之间关系的菲利普曲线是否失效问题。暂且不论那些评论家们对于菲利普曲线的理解是否正确,但眼下还确实没有人能够完全严谨翔实地论证为什么在失业率只有4%的情况下,通货膨胀仍然不见踪影,这一点即使耶伦也不得不承认是个迷思(myth)。就在前不久,前任主席伯南克公开认为眼下美联储的政策思路无法做到下次衰退来临时可以从容应付。10月12日,他提出以价格水平为目标(price level targeting)的新思路,在经济出现下滑后允许通货膨胀率暂时性地越过(temporarily overshoot)政策目标。而前财政部长萨默斯则提出应该以名义GDP增长为目标,他在纪念英格兰银行独立于英国财政部20周年的活动上,更是提出如今要求中央银行具备政治独立性的论调比起20年前要弱化许多(case for central bank independence today is much weaker than it was 20 years ago),在目前更大的威胁是通货紧缩的时刻,他预计将来中央银行和财政部合作协调的范围和重要性只会更加显著,关于中央银行使命(mandates)的争议会是一个漫长过程。

  说到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我们现在已经习以为常地认为这是理所当然,也很容易误以为美联储的制度早就确保了其独立性。殊不知美联储并不是一直享有像今天这样的政治独立性。今天美联储的独立性固然有其特有的制度结构作为基础,但是最主要的根源还不是法律或者某个硬性规定,而是出于一个信条,即由经过专业训练的技术官僚比选举产生的政客更有能力制定货币政策。其实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在格林斯潘任上的中后期之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政治对于货币政策试图施加影响是普遍现象而不是特例。美联储能够获得如今的独立性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其主席能够在紧要关头长袖善舞、善于走政治钢丝,另一个就是它能够有对抗政治威胁的勇气。美联储的独立性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靠历届主席的勇气争取来的,其中最直接、最激烈的冲突发生在约翰逊当政时期。

  相对于尼克松的阴骘狡诈,德克萨斯牛仔背景的约翰逊总统则在粗鲁暴躁方面可与特朗普一拼,虽然他并没有能够迫使当时的美联储主席让步。

  当时的主席是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老马不仅是官二代、富二代,而且还是“联二代”,一个出任主席之前就很有成就的“联二代”。老马的父亲老马丁当初受命于威尔逊总统和格拉斯参议员(Carter Glass),参与联邦储备法案(Federal Reserve Act)的制定,并且后来先后出任总行理事和圣路易斯分行行长。老马就读耶鲁大学期间,虽然以英文和拉丁文为专业,却一直对商业兴趣浓厚。毕业后也迅速在商界出人头地,25岁就在纽约股票交易所拥有自己的交易席位,30岁就被选为交易所的理事,不久就出任总裁。二战中,他弃商从戎,负责对苏联租借援助项目的实施。战后,开始正式进入政界,并得到杜鲁门的赏识。

  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老马历经多届政府而坚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却屹立不倒,已经充分在美联储内部树立了绝对权威,并且把货币政策的制定形成了制度性的流程。约翰逊政府时期,美国对内向贫穷宣战,通过“伟大的社会(the Great Society)”运动广施福利救助穷人;对外发动越南战争。这两项政策都使得政府财政支出急剧上升,马丁随即警惕地意识到经济的过热以及通货膨胀的潜在性。1965年12月5日,他说服整个FOMC提升利息,同时他也告诉同事们白宫必定会非常不高兴,应该准备好政治风暴的来临。果然第二天,刚动过手术正在德克萨斯老家养病的约翰逊就把老马请去喝咖啡。据说在那次见面中,身材高大的约翰逊一度怒不可遏地跳起来,像一堵墙一样站在马丁前面,一边用力把他推向墙角一边咆哮:“我的孩子们正在越南流血牺牲,你却不愿意给我印出我需要的钱(my boys are dying in Vietnam, and you won’t print the money I need)。” 一般人可能无法理解老约这里的神逻辑,越南战争是他自己决策发动升级的,却硬要把普通士兵的伤亡和后方的货币政策栓在一起,但是政治人物在滥用自己权力的时候就是这样粗暴。好在当时身材矮小的马丁也是寸步不让,平静地告诉总统货币政策是必须由美联储说了算的少数政策之一(one of those few occasions where the Federal Reserve Board decision has to be final)。在他的坚持下,约翰逊不得不做出让步,不仅收回自己的要求,还在会面结束后面对守候在门外的记者时表示两人相谈甚欢,好像刚才的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在德克萨斯农场发生的这次会面,被公认为美联储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刻。

  如果鲍威尔能够具备马丁那样的勇气,我们就不必担心他会因为自己是特朗普任命而盲目听从于白宫。这一点从马丁身上同样可以看到先例。

  1951年,开始酝酿重新确立美联储与财政部关系的时候,部长施奈德(John W. Snyder)因病住院,整个谈判过程乃是由助理部长马丁代表财政部完成的。美联储获得独立于财政部的地位后,杜鲁门为了让它继续听命于自己,把老马安插进去担任主席。当时的华盛顿人人都清楚,虽然老马仅仅位居助理部长,却是杜鲁门最信任的人之一。没想到老马换了位置,也就换了脑袋,“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此白宫与美联储的长期蜜月关系宣告结束。据说杜鲁门恼怒伤心至极,下台好几年后仍然耿耿于怀,以至于在纽约第五大道街头遇见老马时,不仅没有打招呼,反而愤愤地吐出“叛徒(traitor)”一词便扭头而去。

  如今的鲍威尔手里握有一个以前主席没有的有利工具,那就是伯南克担任八年主席留下的一项政治遗产。当初伯南克上任后,就努力改正以前主席“一言堂”的做法,竭力在FOMC内部推动决策民主化的制度建设。因此,近年来FOMC内部的民主气氛浓厚,分行行长们在货币政策的决定上扮演更活跃的角色,也更多地对外发表自己的观点。虽说这样七嘴八舌地公开演讲让外界把FOMC讽刺为“联邦大嘴巴委员会(Federal Open Mouth Committee)”,但是这些行长们只向各自的分行董事会负责,根本不必理睬华盛顿政坛上的最新走势。有这样的委员会撑腰,可以期待鲍威尔将来应该更具勇气面临任何政治挑战。

  作者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某基金经理,负责全球宏观性投资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张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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