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构国资管理体系

在国资监管机构和经营性国企之间，通过创新的制度设计，构建新型的国有资本持股机构，是重构国资管理体系的核心

特大城市不能消极控制人口

人口的增长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的结果，特大城市的人口政策应该务实。如果政府采取政策人为控制人口，很有可能会出现违背经济规律的后果

用新兴市场化解制造业过剩

装备出口与海外建设工程承包协同发展，正是能够将现阶段新兴市场需求与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相结合的领域。政府应主要聚焦于提供跨境投资及承包项目合作平台，为企业创造机会

地方债分析中的数字陷阱

将本不可以简单加总的各层级政府债务合并计算后再和GDP对比，得出结论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过重，这样的结论很难准确反映现实

未来机构改革的空间与逻辑

要让一线的管理者和执法者，真正拥有有效解决问题的权力和责任。未来大部门制改革要成功，不仅要有集中和分散，也要考虑有效的自主治理

长短结合稳增长

在改革过程中兼顾稳增长仍是今年的政策关注焦点。鉴于具体改革政策措施对于短期增长的影响不一，在选择改革政策组合方面，应考虑短期有利于稳增长的政策加紧出台

央行调汇率的苦衷

经济增速设定底线，利率和汇率必然都被绑缚手脚。与其说高利率和升值驱动着套利交易，不如说是经济底线给套利交易做了担保

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的非常规挑战

非常规货币政策退出可能引发的不仅仅是单纯的全球流动性紧缩问题，也是国内整个系统的流动性紧张和信贷紧缩，可能使国内零散的金融风险点演化为系统性风险，并冲击经济增长

自然资源管理需要体制改革

当前国有自然资源所有者权利与政府行政权力结合得越来越紧，这是一条背离 市场经济方向的路子，越走问题越多

金融中心城市竞争新格局

亚洲金融业需要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发展。中国已经在数个地方打造了不同版本的“香港”，香港在新的竞争环境下需要改变策略

混合所有制须清障

“一股超大”现象普遍存在，公司管制构架陈旧，是推进混合所有制面临的两大障碍

“营改增”的两种思路

建议综合两种思路，形成改革成本相对小、成效相对高、积极稳妥的“营改增”实施方案

两岸关系的“名”“利”取舍

“名”“利”之间的取舍、平衡、兼顾从来不易，求同存异、平等相待需要宽广的视野

资产在哪儿

处理资产负债表衰退问题，更需要分析资产侧，而不是负债侧

新三板触发“改革多米诺”

新三板的正名，必然会推动场内市场转型，提高资本市场的配置效率，减少寻租空间，还市场一个清白

收入不平等：市场因素和政策哪个更重要

加强再分配政策的调节作用，是改善收入不平等的最主要手段；期待通过市场因素变化，如库兹涅茨转折点的到来，得到明显改善，是不现实的

地方食药监管体制改革缘何快慢不一

绝大多数地区未能按照时间表推进体制改革。全国地方食药监管体制改革情况划分为三大类型：等待观望型、有限完善型和积极创新型

“尴尬环保部”何以成为热词

必须内外兼修，多管齐下，方能早日走出广受诟病的“环保尴尬”

争取较快转入经济增长新常态

稳增长，增效益，宽准入，将有利于短期的增长稳定，也有利于中长期的结构调整和升级，推动经济较快进入中高速稳定增长期

国家能力再定义

国家能力首先是管理权力受托关系的能力，政府受托获得财政资源，依法行政，保护国家主权独立和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公正和秩序

理顺政府间财政关系

消除小产权房问题上的所有制歧视

不管什么大产权房、小产权房，都是产权房，都应有合法的平等地位，今天再分大小，就是所有制歧视

沃尔克规则“雷声大雨点小”

一些真正重要的内容仍然未得到清晰界定，实际影响可能远不如预期，对其他国家乃至国际银行监管发展的先导意义也不会太大

2014年改革走势

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而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是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

对外直投的三个假说

未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可能会发生较大的变化，简单追逐战略资产的投资会减弱，成本效率型对外投资不断增强。民营企业尤其是从事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企业，构成对外直接投资的新一波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