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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政府服务

2012年12月07日 11:09 来源于 《财新周刊》
各级政府现在不仅面对着新兴中产阶级对透明度、竞争、公正性以及机会获取途径的更高要求,同时还面临着本地利益与全球规则的冲突
沈联涛

财新网“名家/新秀”专栏作家。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总裁,中国银监会首席顾问。

毕业于英国Bristol大学,并获该校颁授经济学一级荣誉学位,1999年被该校授予荣誉法学博士学位。1976至1989年曾担任马来西亚中央银行的不同职务。

1989-1993年于世界银行任职,担任金融发展部高级经理;1993-1998年担任香港金融管理局副总裁,掌管储备管理部及外事经研部;1998年10月至2005年9月连续担任三届香港证券和期货委员会主席;2003年至2005年,担任国际证监会组织技术委员会主席。

□ 沈联涛 | 文

  供应链通过一个由外包合同组成的复杂网络来连接生产者与消费者,沿着整条生产线来安排协调盈利性的组装生产活动。比如,苹果iPad是在美国加州设计的,芯片却由日本制造,零件则来自韩国等地,最终在中国组装,然后发往全球。如果没有位于中国的“全球制造”供应链,iPad就不可能以如此快的速度及如此低的成本生产出来。

  然而,大部分针对供应链的研究,都将关键的政府启动作用视为理所当然。事实上,如果政府服务不到位,将会抑制商业供应链的正常运转。因此,了解政府服务供应链的运转方式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的经济改革之所以能够启动,就是由于同步到位的政府服务对物流、金融及制造业供应链的支持。这是一个涉及到中国各级政府及国务院各部委的复杂工作。

  当中国于1979年启动其经济改革时,它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缺乏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基础。出于体制改革的需要,中国允许经济特区和地方当局对出口产业“摸着石头过河”,尝试法律、行政和物流上的新思路。

  各地政府为了争取外商投资而展开的激烈竞争,使中国的商业环境得到了巨大改善,每个城市的官员都被赋予了调动当地资源来创造GDP和就业机会的责任,他们所得到的回报就是凭借良好的绩效得以晋升。

  这导致了全面改观的地方政府服务革新和制度化,包括将基础设施项目的设计、管理和操作外包给私人及国外咨询设计公司。为了支持中国参与全球制造业的供应链,许多地方政府出售或解散本地国有企业,使很多新兴民营企业能够服务于以出口为导向、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上,很多外国投资者认为,与中国政府打交道,要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打交道容易得多。

  在国家层面,国有企业及银行上市所带来的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提高了受监管的公共事业、基础设施和资源部门的效率。

  中国政府服务供应链也充分受益于精英主义的人力资源使用传统。在各个地方政府、各部门或国企中具有大量成功经验的官员被提拔并调动到欠发达地区,以传播其先进方法和实践经验。的确,中国的经济成就反映了深植于其政府机构内部的行政及市场经验。中国的市长就是本地经济的首席执行官,他们不仅负责市场发展,也负责社会稳定。

  中国政府服务供应链的关键机制是五年计划。经过广泛的内部及公共磋商后形成的五年计划,对社会和经济发展提出了宏伟的目标及宗旨。这些目标被地方官员进一步转换成项目和工作计划,比如减少每单位GDP能源使用量以应对能源紧缺及气候变化的目标。

  “十二五”规划打算把中国从出口驱动型增长模式转为依靠国内需求的平衡经济,同时处理产业转型,社会分配不公及环境恶化等问题。这意味着需要解决比发展市场、促进GDP增长、增加就业更复杂的任务,以保证提供包容、公平且高质量的政府服务。由特定的官员通过政府机关来实现这些不断变化发展的社会目标,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需要在任务与绩效指标等方面的深刻变革。

  与西方国家的政府相比,中国地方政府无疑更加积极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地方政府现在不仅面对着新兴中产阶级对透明度、竞争、公正性以及机会获取途径的更高要求,同时还面临着本地利益与全球规则的冲突。

  要让像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国家去采用一个与环保、包容和公平的经济相适应的管治标准,在人类历史上堪称前所未有的挑战。中国没有先例可以效仿,只有靠自己闯出一条道路。■

  作者为经纶国际经济研究院总裁

版面编辑:卢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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