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洪灏)“经济学单一对价格理论的研究,或会令经济学陷入僵化的抉择科学,而忽视了社会、历史、文化和政治对经济运行的影响。”—— 罗纳德•科斯
十一届三中全会并非是改革的起始点,而是前期改革的集中展现;十八届或将亦然:三中全会终于举行,投资者对此充满殷切的期望。许多人都期待中国的经济甚至政治体制出现翻天覆地、快速进取的转型。这种不切实际的憧憬,乃源于对中国改革历史的误解。当然,“383”改革方案蓝图、反贪腐运动和政府的宣传都间接令市场产生了这种憧憬。然而,投资者可能将会感到失望。市场普遍认为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奠定现代中国经济的重要时刻,但这个信念实有别于中国文化中循序渐进的概念。事实上,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两年,中国已开始出现转变,包括文化大革命的结束、重新启动“四个现代化”运动和发起“对外大跃进”运动。当1978年举行十一届三中全会时,有些改革已在有条不紊地进行,而三中全会则巩固了这些改革并把这些改革正式化。假如1978年的三中全会后中国经济未有任何起色,那么那次三中全会也只会是中国历史上的另一页而已。此外,市场共识还认为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是经过完美的顶层设计的、是一场由上而下地对经济体系进行的革命。然而,吴敬琏教授指出,1978年的改革事实上跟随着一个双轨制度,从农业私有化进行基层改革,农村企业逐渐提高效率,并取得上层的首肯。与此同时,基层改革亦有助弥补当时国企改革轨道上遇到的障碍。1984年10月,邓小平同志在与西德总理赫尔穆特•科尔会面期间指出,1978年改革的重点是在于推进农村改革,而1984年改革的重点将在于城镇改革。“尽管城镇改革比农村改革更加复杂,我们已在农村改革中取得成功,我们对成功进行城镇改革充满信心。”这种说法巧妙地把民营和国家层面的两项改革结合起来,刻画出一幅改革的设计蓝图。尽管如此,毋庸置疑的是,政府的务实和开放思想有助促进改革的实行。简而言之,1978年的三中全会似乎是具备渐进的性质,是一个经过不断试验和错误而得出的结果,而并非一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和刻意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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