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属作证”背后的权力博弈与文化冲撞

　　【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拥军）2010年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台的《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中规定：“被告人亲属举报被告人犯罪，提供被告人隐匿地点或带领司法人员抓获被告人，以及有其他协助司法机关侦破案件、抓获被告人情形的，可以酌情减少被告人基准刑的20%以下”。该规定一出，舆论一片批评之声，多数舆论认为这种鼓励“大义灭亲”式的司法政策是一种违背人性、破坏信任机制的举动。而在2011年刑诉法修改期间，对于草案的亮点之一——“不强制近亲属出庭作证”的新规定，舆论则普遍为之叫好，或认为此乃中国古代“亲亲相隐”理念的回归，或认为是颠覆“大义灭亲”的时代进步，甚至还有人认为一种新的权利形态——亲属作证豁免权由此而确立。在这两次方向截然不同的舆论背后，其实透视出了民众共同的立场，即民众更希望国家应给予亲情更多的宽容。由此，我们会进一步引申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在现代社会中法律应该如何对待亲情的问题。法律是调整人的行为的规范，而现实中的人又是情感的动物，任何人都逃避不了亲情，因此，法律在其运作中必然要遭遇到与亲情的协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