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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宿命:改革进与退

2015年07月10日 12:01 来源于 财新网
国企存在的逻辑和国企改革的历程,似乎预示着国企改革只有再次到了困难时期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但愿这样的“螺旋式”变化不会太拖累中国经济
宋铮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2005年获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经济学博士。曾任教于复旦大学和香港中文大学。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经济,论文发表于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和Econometrica等期刊,兼任Journal of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副主编和China Economic Review编委、客座主编。论文《Growing like China》获2013年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财新网】(专栏作家 宋铮)国企改革的进退和反复可能就是国企的“宿命”。

  先从国企存在的意义讲起。给定国有企业效率低于非国有企业(这是个久经考验的经济学命题),国企为什么不退出市场经济?一种教科书式的说法是市场失灵。不过,大多数市场失灵都可以用经济政策或管制纠正,真正需要国家所有制来解决的市场失灵并不多。

  有人讲国企缴税多,这种说法也有问题。考虑国有企业从银行和政府获得的各种显性和隐性补贴,国家很可能还是吃亏的一方。比如,以单位资本计算税率,国有工业企业的税负就会低于非国有工业企业。

  又不知从何时开始,把国企“做大做强”成了口号。背后的潜台词是“做大做强”之后,国有企业可以比非国有企业更有效率,因此也就没有探讨国企存在意义的必要了。这几年国企的确是做大了,中国企业从上世纪90年代Fortune Global 500榜上的个位数膨胀到现在的70多家(其中绝大多数是国企)。不过,“做大”并不意味着“做强”(下面有专文论述),除少数明星国企,大多数国企在“做大”后对参与全球竞争兴致缺缺(花钱采购除外)。

  如果纯粹的经济逻辑行不通,那么还可以寻找政治逻辑。一个普遍的认识是国企是党和政府领导和治理中国的一个重要工具。领导层掌握的各种经济要素和行政力量可以帮助他们实现政治和经济目标,但也有例外。除了掌握资源外,领导层可以通过控制国企直接介入社会和市场,在短时间内实现他们的意图。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此外,从长远来看,保证相当规模的国有经济的存在对于维护中国稳定也有相当的作用。

  国企存在的意义既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从经济逻辑讲,国企存在是成本大于收益,而从政治逻辑讲,对于领导层,国企存在是收益大于成本(参见奥斯陆大学王一凯的论文:Will China Escape the Middle Income Trap? A Politico-Economic Theory of Growth and State Capitalism)。在国有经济陷入绝境的二十年前,国企运行成本太高:半数以上的国企在亏损、数以千万计的冗员、国有银行30%以上的坏账率。从图1中可以看到,1998年国有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大约只有相同工业行业(按两位数行业代码划分)的非国有工业企业的三分之二。在国企效率如此低下的情况下坚持党的领导、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在经济上已经不可持续。这种经济压力导致党和政府做出让步,即使牺牲政治利益,也必须“抓大放小”。

  图1: 国有工业企业相对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劳动生产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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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首先计算按两位数行业代码划分的每个行业的国有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比例,然后以国企分行业从业人数为权重,计算国有工业企业劳动生产率与非国有工业企业比例的平均值。劳动生产率为主营业务收入与从业人数的比值。

  不过,根据我和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同事谢长泰(Chang-Tai Hsieh)过去几年的研究,国企改革的确取得了不小成就(Hsieh and Song, Grasp the Large, Let Go of the Small: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tate Sector in China, forthcoming, Brookings Papers on Economic Activity)。图1中劳动生产率比例从过去的三分之二上升到2007年以来120%左右的水平,即国有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比同行业非国有企业还要高两成。

  但是,劳动生产率不一定反映生产效率。就衡量生产效率的通用指标TFP(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而言,2007年国有企业的中位数依然比非国有企业低四成左右,相当部分国有企业的TFP相对非国有企业的比值在0.4到1之间(图2)。测量误差和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都可能造成观测到的劳动生产率较高而实际生产效率较低。根据2004年的经济普查数据,国有企业职工的人力资本(按受教育年份换算)比非国有企业高10%以上。如果用人力资本调整后的劳动生产率,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的差距会减少一半以上。此外,由于外部融资成本相对较低,国企更愿意用资本替代劳动。即使我们比较的是相同工业行业内部的劳动生产率,但依然不能完全控制同行业内部生产技术的差异,这也可能导致生产效率较低的国企反而有较高的劳动生产率。

  图2: 国有工业企业生产效率(TFP)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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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图中的生产效率(TFP)是指相对同一工业行业(按两位数行业代码划分)非国有企业TFP中位数的比例。样本是同时存在于1998和2007年调查数据中的企业(即排除了所有进入和退出的企业)。

  所以,值得骄傲的恐怕不是国企现在的“强大”,而是国企在过去20年间对非国有企业的追赶。就生产效率而言,1998年国有企业TFP的中位数只有非国有企业的48%,而2007年上升到61%(图2)。但是,国企效率改善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市场。还是根据我和长泰的研究,减少冗员和加强国企之间的竞争是提升国企效率的重要途径,而要做到这两点,恐怕都离不开市场。具体说来,根据国有企业劳动收入占比和劳动生产率相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变化,我们估计90年代中期国有工业企业冗员比例高达30%以上。到了2007年,冗员比例已经下降到10%。通过关闭、出售、重组冗员比例较高、亏损经营的小型国企(即“放小”)是减少冗员的关键。此外,国企之间竞争的加剧还可以解释将近三成国企TFP的上升。

  “螺旋式上升的历史”是我中学时代学习唯物辩证法的一句名言,套在国企改革身上,倒是蛮恰当的。国企搞不好的时候,改革是主旋律,国企搞好了一些,想深化改革就千难万阻。在中国经济变得更加开放和市场化的今天,国企改革如果不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路倒退回那灰暗的90年代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国企存在的逻辑和国企改革的历程,似乎预示着国企改革只有再次到了困难时期才能有实质性的突破。但愿这样的“螺旋式”变化不会太拖累中国经济,也但愿这是个“螺旋式的上升”而非“螺旋式的下降”。

  作者为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教授、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经济学副教授,是2013年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原文刊于香港信报月刊。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范颖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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