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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石宝宝”案再审无罪:天价索赔被定罪并非孤例

2017年04月11日 15:36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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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天价维权定罪需面临情理与法理的双重拷问。天价索赔一定上反映了民众维权意识的勃兴,即使其间出现了“过度维权”,也该由民法来规制,犯不上大“刑”伺候
王禄生
东南大学法学院教师,中国法学会外国司法制度专家库成员;四川大学法学博士,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都柏林大学访学;在《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比较法研究》等期刊上发表论述多篇,微信公众号"数说司法"运营者。

  【财新网】(专栏作家 王禄生)2008年,郭利因“三聚氰胺奶粉事件”多次找销售商和施恩公司索赔,并向媒体曝光。在双方沟通的过程中,郭利要求对方再赔偿300万元。雅士利公司认为郭利是敲诈勒索而报案。2010年,法院以郭利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5年。2017年4月7日,广东高院作出再审宣判,宣告郭利无罪。

  郭利的遭遇令人唏嘘。但是,郭利案并不是孤例,司法实践中发生过多起消费者天价索赔被刑事追诉的案例。

  2006年华硕天价索赔案中,华硕违规使用测试版CPU,黄静向华硕提出500万惩罚性赔偿,声称如果不满足就向媒体曝光。公安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刑拘黄静,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批捕,之后检方又以证据不足为由不起诉。最终黄静获得国家赔偿。

  2008年燕京啤酒天价索赔案中,周瑞珂和陈现涛发现所喝的燕京啤酒中有玻璃碴儿。二人多次到燕京啤酒公司,称所喝的燕京啤酒中有异物、商标标注的生产地与实际生产地不一致,以向法院起诉、损坏燕京品牌形象相威胁,索赔人民币5000万元。燕京啤酒公司报案,法院一审认定周、陈二人构成敲诈勒索罪。

  那么,作为普通公民,在维权行动中应该尽量避免使用哪些手段呢?

  什么是敲诈勒索罪

  中国刑法规定,敲诈勒索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的行为。

  是否构成敲诈勒索罪,主要有两大要件:

  第一,非法占有为目的:一般来说,消费者正常索赔是主张合法的民事权利,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二,威胁或要挟:除非法占有的,行为人还须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手段。若采用其他手段则构成他罪,比如秘密手段可能构成盗窃罪、欺骗手段可能构成诈骗罪。

  原则一:索赔必须基于合法的事实

  索赔是民事权利的主张。通常而言,只要索赔基于合法事实,肯定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那么,何为索赔不合法?通过两个案例就可以轻松理解。

  案例一:在(2005)穗中法刑二终字第766号案件中,被告人温某带着自己购买的银环蛇入住花都区新华京华酒店,接着说自己被银环蛇咬伤,多次向广州市旅游质量监督部门、《南方都市报》等投诉并向酒店传真投诉信函进行要挟,索赔42万元。广州两级法院均认定温某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

  这种情况就是索赔事由不存在,也就是常说的“碰瓷”。客观上,行为人捏造事由进行索赔的行为没有正当合法的基础。而主观上,“索赔”显然只是个幌子,非法占有被害人财物才是真实目的。因此,这是一起典型的敲诈勒索。

  这个比较好理解,有点绕的是下面这个案例:

  案例二:在(2016)湘1121刑初234号案件中,法院认为,被告人桂某在并无证据证明鱼塘死鱼现象与煤场经营行为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强行索赔,且索赔金额大大超过鱼塘的实际损失,并采取堵大门及威胁装煤司机的方法进行要挟,其行为致使被害人的煤场无法正常经营,将产生违约等经济损失,致被害人产生惧怕心理,被害人为保护自己更大的利益免受损害而被迫赔偿。被告人桂某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犯罪构成要件。

  注意,案例二显示中国部分地方法院确立了比较有趣的规则:行为人主观上认为自己有向对方索赔的权利。但是,倘若因果关系存疑,也可能被法院认定为敲诈勒索。

  看到这里,有读者可能会有疑问,开篇的几个消费者天价索赔不都是基于合法的事实吗?怎么就被判敲诈勒索了。

  别急,那是因为部分法院又确立了原则二。

  原则二:索赔金额须在合理范围内

  不妨来举一下曾经引起社会关注的今麦郎天价索赔案(李海峰案)。

  案例三:李海峰因食用到过期方便面向今麦郎公司索赔450万。2015年12月初,一审法院以敲诈勒索罪判处李海峰有期徒刑8年6个月,后二审改判有期徒刑5年。一审法院指出:“索赔数额不能超出社会观念容忍的程度,但本案被告人使用胁迫手段索要的财物明显超出了其正当利益实现后可能确定的债权范围……故应认为被告人具有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

  简单来说,就是根据行为人提出“天价索赔”来推定其具有非法占有目的,进而认为其行为构成敲诈勒索罪。

  开篇提到的几个案例都采用类似的标准。

  那么多少算天价呢,三聚氰胺案提出300万、今麦郎案提出450万、华硕案提出500万、燕京啤酒案提出5000万。至于详细标准,笔者也不清楚。

  原则三:向媒体曝光就是威胁/要挟

  敲诈勒索罪不仅要非法占有为目的,还必须有威胁和要挟的手段。司法实践中,部分法院在案例中认定向媒体曝光就构成威胁/要挟。

  还是以今麦郎案为例。李海峰威胁今麦郎公司如果不满足其要求,就将检测结果通过媒体公开。对此,一审法院这样回应:“被告人声称将向媒体公布……的检测结果势必会对今麦郎公司产生精神强制……”,把行为人以向新闻媒体曝光相威胁认定为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胁迫”。

  三聚氰胺案、华硕案与燕京啤酒案中的行为人也都有向媒体曝光的举动。

  如何评价天价索赔的裁判规则

  通过对案例的归纳,司法机关确定的规则似乎是:消费者可以维权,但必须理性维权,一方面,提出赔偿金额要合理,决不能漫天要价;另一方面手段也要温和,不能动辄以向媒体曝光进行威胁与要挟。

  司法机关虽然用心良苦,但将天价索赔定罪的做法在情理和法理上均面临不小的问题。

  从情理上说,消费者与公司,尤其是大公司之间的力量对比悬殊,用较为“激烈”的方式维权有时候是弱势消费者无奈的选择。在这里,天价赔偿与媒体曝光都只是消费者的策略。用大白话来说就是我倒是想和商业巨头理性交流,关键是巨头们要先同意和我平等对话不是?

  从法律上说,问题就更大了!

  一方面,以金额大小来推定非法占有目的十分牵强。著名学者张明楷教授认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原则上不成立敲诈勒索罪……因为行为人的手段和目的均具有正当性,至于赔偿数额,则取决于双方的商谈。”这里涉及到私法自治的原则,行为人向对方主张赔偿数额无需得到对方的同意,而赔偿数额的确定需要双方进行协商,巨额索赔也并不会产生实害。

  另一方面,向新闻媒体曝光是公民的合法权利。被索赔的公司企业不会因为行为人向新闻媒体曝光而只能选择“天价索赔”,除非他们是真的心里有鬼。

  一言以蔽之,天价索赔一定上反映了民众维权意识的勃兴,即使其间出现了“过度维权”,也该由民法来规制,犯不上大“刑”伺候。将天价维权定罪需面临情理与法理的双重拷问。

  作者为东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运营公号“数说司法”(justice_data)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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