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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加息是要“争夺全球利率霸权”吗

2017年04月17日 11:51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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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联储的决策是在相当的透明度下,按照既定程序在“吵架声”中完成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对方想象得那么心怀鬼胎、秘不可测,那只是不自信的表现
美联储总部大楼。东方ic
吴谦立

财新网“大谦视界”专栏作家。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某基金经理,负责全球宏观性投资。

出版过《公司治理:建立利益共存的监督机制》和《公平披露:公平与否》,以及译著《财务骗术》《拯救日本》《社会关系》,在《中国改革》等杂志上发表过宏观经济、货币政策方面的评论文章,在哈佛大学、马里兰大学有过讲座性授课

  【财新网】(专栏作家 吴谦立)过去二十多年来,美联储从一个不被常人关注的机构,一下子似乎变成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神秘力量”。去年圣诞节,我因为偶然的原因度过了相对悠闲的一周,也难得有机会看了几次电视。当时,美联储刚实施了过去10年来的第二次加息,因此成为一些财经节目的热门话题。

  某卫视邀请的几位专家,在节目里纷纷从各自的角度探索美联储加息背后的动机,其中一位专家严肃认真地反复强调美联储这是要“争夺全球利率的霸权”。她言之淳淳,我听之茫茫。专家一再指出,这是为了不让其他(主要)国家的利率超过美国,这样每次美国降息,其他人也必须跟着降,但是却没有解释如果加息是争夺霸权,那么以前降息是不是也是争夺霸权呢?如果不是,怎么现在突然想起了争夺这个霸权呢?如果是,那么无论它加息降息都是,既然霸权已经在那里了,何必还要“争夺”呢?更何况,它把自己的利息抬到最高,这个“霸权”对它有什么好处呢?

  相对于这位专家把美联储看作美国对外扩张的打手,特朗普正式上台后,鉴于他在竞选期间攻击过美联储,其他一些人又把它看作是在美国国内对抗“老特”这个不靠谱总统的“急先锋”。一月份,美联储主席耶伦就经济前景发表讲话,她声称担忧通货膨胀,称需要提高利率,支持渐进加息。于是,一些报道指出,耶伦这是“打响了美联储与特朗普之战的第一枪”——尽管至少从表面上看,耶伦的主张与老特竞选期间关于利率太低的抱怨是一致的。

  自从上世纪50年代美联储和财政部达成协议,摆脱财政部的控制后,从法律的某个角度来说,美联储更像是国会的一个机构,因为它的货币政策目标由国会设定,也由国会负责监督考核。最能体现国会对美联储的监督就是法律规定,该行理事会每半年必须向众、参两院的有关委员会报告货币政策实施情况,以及对经济走向和完成国会设定的目标存在哪些风险的最新评估,这就是1978年以来的汉弗瑞-霍金斯(Humphrey-Hawkins)听证会。理论上,国会可以召见所有的理事举行听证,但惯例是由美联储主席代表全体理事出席听证,回答国会议员的问题。

  过去60多年来,政治人物们,无论来自行政部门还是国会这样的立法部门,都时时想对美联储施加影响,这点不假。但是鉴于它对整体经济以及普通大众最有直接影响的功能——货币政策必须通过金融市场才能发生效用,它必须通过自己的专业性和政治独立性建立、维持信用度。几十年来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具体实践,都表明中央银行只有具备公信力,才能让货币政策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今天仅仅从利率政策的决定过程来看一下,美联储能不能做到“策划于密室”,谋取经济政策以外的权力和利益。

  从1942年开始,利率政策由美联储的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Open Market Committee, FOMC)决定。按照法律规定,该委员会每年必须至少召开四次会议,但是从1981年开始形成的惯例是每隔六个星期左右召开一次例会,而且事先日期早就定好,并且公布于众。

  虽说委员会的成员仅仅包括总行的七名理事以及12位分行行长,但是会议的召开以及最终的决策则是建立在众多普通公务员的专业分析之上的。具备工业化大生产文化的美国,即使像好莱坞写电影剧本都遵从一定的流水线操作,美联储的决策也是在相当的透明度下,严格按照既定程序走完全过程,同时也像美国其他许多决策过程一样是在“吵架声”中完成的。

  会议召开前,总行有关部门的职员们会准备好三份资料,在FOMC成员以及他们各自的主要助手间散发,并在会议之后公布于众。其中绿皮书是总行研究部门对于一系列主要经济金融指标的解释,里面既有整个经济层面的信息,也有影响各个部门板块走向关键因素的描述;既集中于美国国内经济的走向,又涉及国际市场上主要贸易指标、金融交易、外汇市场活动的最新发展;既有最近关键事态发展的定性描述,也有对主要指标的定量预测,并且详细阐述有关政策预测模型所采用的关键假设以及背后的原理。

  蓝皮书则是总行职员对于利率、银行信贷以及货币行为最新演变的研究成果,主要是今后五六年长期走向的模拟。这些模拟既有基本情况的预测、对于这些变量最近走向为何偏离以前预测的解释,也有当基线(baseline)假设条件不能满足而可能出现的不同倾向的模拟。在这些模拟结果的基础上,是关于相应采取的比较激进以及保守风格的最优政策的讨论。在二月以及七月会议的蓝皮书里面,还包括了专门为主席即将出席汉弗瑞-霍金斯(Humphrey-Hawkins)听证会时发言而准备的材料。

  第三份就是于每次会议之前向公众发布的褐皮书(Beige Book),内容是按照12个分行区域对当地商业调查以及统计分析的经济走向的总结报告。

  各个会议成员收到这些资料后,会按照各自的兴趣和问题分别召集有关职员举行小组会议,就这些资料提供的信息进行讨论。各个分行有各自的研究部门,它们对于自己地区以及分工负责的不同研究对象也有各自的分析(有时甚至它们的分析模型所依靠的经济理论和总行还不一致,这个有机会以后再讨论)。这样,代表各个地区利益的各分行行长根据自己的研究部门提供的分析,常常会和总行有不同的意见,这时就需要和总行的有关人员沟通,就具体问题对于模型进行调试,在技术层面上找出双方对于前景意见不同的差别。

  这个会前阶段,尤其是经济动荡或者前景不明时期,美联储主席会对各分行行长的意见进行试探摸底,并且尽量调节不同观点,即使无法说服所有人采取同样的立场,也要能够找出各方可以接受的方案。50年代出任主席的马丁(William McChesney Martin)上任后一直追求合意决策(consensus decision),久而久之金融市场已经习惯了美联储“以一个声音决策”的传统,如果会议记录中多次出现三个不同意见的成员就会出现恐慌,更不要说像英格兰银行(Bank of England)那样行长意见被其他成员否决推翻的现象了。

  由于分行行长的任命乃是由分行自己的董事会决定,虽然要得到总行的同意,但是毕竟总行不掌握分行的“人事权” 和“财权”,总行主席和分行行长之间未必存在我们想象的那种上下级关系——总行的定位是政府机构,其网站是.gov,而分行常常会主动撇清自己不是政府机构,只是民间组织,其网站是.org。因此,总行主席也许可以对理事会理事多少施展一些影响,但却完全无法控制、左右分行行长们的想法。2008年9月,为挽救主要金融机构而疲于奔命的伯南克,虽说已经判断全国性经济危机迫在眉睫,但是代表德克萨斯等南方利益的达拉斯分行行长费雪(Richard Fisher)等人仍然坚持对通货膨胀的担忧,伯南克使出浑身解数,只能和他们达成利率按兵不动的折中方案。

  等到7名总行理事和12名分行行长坐下开会时,身为总行公务员的FOMC秘书长(Secretary)也会一起出席,负责会议记录。出席会议的还有总行以及各个分行主要的研究部门官员,以及纽约分行负责公开市场操作的官员。因此,说起来最后决策是由12名成员投票,但是参加讨论的不仅有委员会的19名全体成员,还有总行、分行的公务员,最多时会有60多人。在这样的规模下,要想像阴谋论者想象的那样进行其他目的的秘密策划是完全不可能的。按照管理理论的阐述,一个会议要能够既自由开放地讨论,又能有效地集中统一意见,会议出席人数应该像英格兰银行那样在5人上下,费城分行前行长普罗瑟(Charles Plosser)就在胡佛研究所主办的一次研讨会上表示对英格兰银行决策模式的钦慕。

  会议按照伯南克上台后的惯例是一天半,但是整个行程是很紧凑的。2008年9月的那次会议,由于伯南克忙着和财政部等部门电话沟通协调,会议不得不推迟半个小时,开始后伯南克又花掉一些时间向出席者通报挽救华尔街行动的最新进展。

  会议开始后的第一项议题就是纽约分行负责公开市场操作的官员向会议简报自从上次会议以来的执行情况,以及金融市场对于利率、经济走向的预测,并且在需要的时候要求委员会修改授权,批准更大规模的市场操作。

  政策讨论阶段首先由总行研究与统计局长(Director, Division of Research and Statistcs)按照绿皮书的内容总结经济金融发展的最新走向、以及今后一两年期的预测,就国内模型的预测以及假设条件进行评论讲解,并就当时的一些热门经济议题提供分析。国际金融局长(Director,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则就世界经济以及贸易赤字、汇率走向的预测对于美国经济的影响进行评论。这些职业公务员讲述之后,FOMC成员会对刚才的内容、特别是那些预测模型的假设条件提出疑问,以及如果某些预测因子发生变化会对预测造成怎样的影响,并向资深的研究人员咨询不同结果的风险性。

  这之后,委员会成员,包括那些轮空没有投票权的分行行长,会就各自对经济前景、特别是各自地区的预测做出陈述。在这过程中,各个分行由于行长或者研究主管不同的背景而采用的分析途径也许各自不同,而且总行理事们也会各自有各自看重的经济指标——格林斯潘和伯南克观察经济的途径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所有陈述虽然会涉及各自与企业高管交流时获得的轶事证据(anecdotal evidence),仍然以具体经济模型的技术细节为基础,因此各位领导在讨论过程中,当其他成员提出质疑时,时时需要自己的主要研究助手帮助说明。

  讨论完宏观问题后,货币事务局长(Director, Division of Monetary Affairs)根据上次会议以来的新形势,提出各种可能的政策选择,并讨论各自的优劣势,其主要根据也是来自蓝皮书。成员们再次就该局长的观点,以及对市场利率行为的描述提出疑问、进行辩论。

  在会议的这个阶段完成之后,才进入关于短期政策走向的讨论,主席可以就他/她认为特别需要重视的经济指标提请大家的注意,并就这些指标代表的涵义、刚才局长提出不同政策选择的优劣处进行评论。这时,依据历任主席的个人性格,他/她可以直接表明自己的倾向性,也可以开放先让大家自由讨论。其他成员可以直接表达同意主席的观点,也可以提出不同意见,甚至提出介于已有选择之间的中间立场。最后,主席就讨论中各位理事和分行行长表达的观点进行总结。最后大家投票表决的决策分几步:首先是否需要调整联邦基金利率(fed funds rate);如果需要改变,幅度为多大,以及总行理事会是否需要同时改变折现利率(discount rate);最后,在给纽约分行的指导文件里面是否需要预先设定下次会议召开前如果出现突发形势改变操作手法的提议。

  虽然所有的成员都认同货币政策过程是一个渐进演变的调节过程,因此大都在政策变化方向得到满足的前提下,愿意在货币政策的改变速度上有所让步,但是也有一些时候,部分成员的观点实在与其他人分歧巨大、无法弥合,这时主席必须尝试在各个成员之间寻求最大公约数。因此,表面上看起来至少大多数成员同意主席的提议,但是这些表决里面,有些人是完全拥护,更有一部分人只是勉强接受而已。同样是2008年9月的会议,当时雷曼兄弟公司刚刚破产,金融市场正处于极其敏感脆弱的状态。但是鉴于主要宏观经济指标还没有来得及反映出衰退的迹象,伯南克估计仍然无法说动费雪降息,因此继续维持利率不变的会前共识。这个决定大出市场意料之外,造成了进一步狂泻。

  同时,主席必须在会议结束后随即对外公布的政策声明稿里面慎重选用词语,让不同的政策选择都似乎涵盖在内,这点和外交公告差不多。最近几年,关于低利率政策会继续多长时间,声明稿就“咬文嚼字”到出现“相当长一段时间(significant periods)”和“持续一段时间(extended periods)”等几种不同说法,以便满足委员会成员在不同时期的观点。这样的做法使得声明稿和投票表决一样掩盖了成员之间真实的意见分歧,维持了表面的“安定团结”。

  而政策声明稿则是在正式成员投票表决时,由秘书处、新闻官准备的,主席负责最后定稿——以前如果政策没有变化,则由新闻官对外宣布没有声明稿;自从伯南克上任后进一步推行透明性以来,即使政策没有变化,也会发布声明稿。

  会议简要(minutes)在会议结束后不久,就和给纽约分行的指导文件一起对外公布。这是按照90年代通过的法律,会议之后三个星期内,必须公布会议记录的简要,五年后必须公布详细记录(transcript)。会议记录之详细,连讨论时出现的“众人笑” 、“众大笑”这样的气氛都会标明。“无孔不入”的西方学者研究美联储政策制定过程时,连这些细节都不会放过。前一阵,布鲁金斯学会的学者就曾经研究过会议出现“众人笑”的频率与当时经济情形之间的相关性。

  从整个过程看,货币政策的决定完全就事论事,在对经济走向进行专业判断的基础上做出选择。世界经济好比只是这么大的一湾水池,美国作为经济体量最大、金融市场最发达、法规最齐全的国家,就好比这个水池里最大的轮船。只要它转向,就必然会给其他船只掀起巨大的波澜。这样的“霸权”或者影响,就和中国经济政策往往也会对周边国家产生“溢出”效应是一个道理。我们完全没有必要把对方想象得那么心怀鬼胎、秘不可测,那只是不自信的表现。

  作者为美国波士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现为美国某基金经理,负责全球宏观性投资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丽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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