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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PPI与CPI的传导机制

2017年06月23日 15:35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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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主要存在由CPI向PPI传导的“需求拉动型”通胀的特征,但2011年8月以来,PPI与CPI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传导关系
中国金融论坛
“中国金融论坛”(China Financial Forum, CFF),是依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所)设立和管理的中国特色新型金融智库。论坛理事会主席为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陈雨露和潘功胜。理事会常务理事包括洪崎、姜建清、李若谷、李扬、王广谦、吴晓灵、谢平。现有论坛创始成员33位。论坛致力于从事前瞻、高端、专业、国际的金融理论与政策研究,着力为政策制定者和政府部门提供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议,成为政府与公众交流的桥梁。论坛官方网站: www.cff.org.cn

  【财新网】(作者 高宏)

  摘要: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是价格监测分析的重要指标,准确把握PPI与CPI之间的关系对于监测和治理通货膨胀至关重要。理论上讲,两者应存在某种先后顺序和传导关系。但经验数据表明,短期内,PPI与CPI之间可能出现“背离”甚至“倒挂”等情形。本文以我国的PPI与CPI为研究对象,分别从统计意义和经济意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我国主要存在由CPI向PPI传导的“需求拉动型”通胀的特征,但2011年8月以来,PPI与CPI之间不存在明显的传导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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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和生产者价格指数(PPI)对于通货膨胀(紧缩)测度、宏观经济预警、经济周期分析等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理论上讲,两类价格指标的运行受经济因素的共同影响,并通过一定的渠道或途径形成联系,它们的变动趋势和波动幅度应该存在某种先后顺序和传导关系,多数情况下,二者应同向变化,只是在时间先后、变动幅度上可能有所差异。各国情况存在差异,我国经验数据表明,短期内,CPI与PPI之间可能出现“背离”甚至“倒挂”等情形,这不免会给宏观调控和通胀治理带来某种困扰。

  传统的观点从生产链角度研究PPI与CPI的传导关系。由于PPI代表的是上游生产领域的价格,而CPI代表的是下游消费领域的价格,当原材料等投入品价格发生变动后,会引起中间产品价格相应的变动,进而影响最终产品价格变动,直至影响消费者价格变动(Clark, 1995)。这种传导关系被描述为“成本推动型”的传导过程。Silver and Wallace(1980)估计了美国PPI与CPI之间的滞后分布参数,得出了PPI向CPI传导的结论。Cushing and McGarvey(1990)也认为美国的PPI与CPI之间存在单向传导关系,即PPI的变动会传导至CPI,但CPI的变动不会传导至PPI。此外,Furlong and Ingenito (1996),Weinhagen(2002),Kyrtsou and Labys(2006)基于美国的数据也得到了类似的观点。Caporale et al.(2002)对G7国家的研究,Ghazali et al.(2008)对马来西亚的研究以及Sidaoui et al.(2002)对墨西哥的研究也表明存在PPI向CPI传导的过程。

  从引致需求理论出发,消费者对最终商品的需求也会决定对中间产品的需求。因此,最终商品价格的上涨也会拉动中间产品价格上涨,表现为CPI向PPI的传导。Colclough and Lange(1982)的研究表明,最终消费品价格的变化会影响到中间产品的价格。而从工资角度,Lown and Rich(1997)论证了CPI的上涨会最终拉高PPI。Akdi et al.(2006)对瑞典、英国和加拿大的研究表明,短期内存在CPI向PPI传导的过程。Tiwari(2012a)和Tiwari(2012b)利用频域法分别对澳大利亚和印度进行研究,表明CPI带动了PPI变动。

  现实中也可能存在由“成本推动”和“需求拉动”引起的PPI与CPI的双向传导关系(Jones, 1986)。Shahbaz et al.(2009)利用ARDL模型对巴基斯坦的检验结果证实了二者的双向传导关系。Akcay(2011)对德国的数据检验也印证了双向传导关系。但与此同时,由于PPI与CPI关注的产品价格并不相同,两者独立运行的情景也仍可能存在。Dorestani and Arjomand(2006)研究了美国1960-2005年的数据,认为二者在长期内并不存在传导关系。Bustinza et al.(2008)的研究也发现CPI与PPI之间的关系非常微弱。

  国内对CPI与PPI的传导关系研究结果并不相同。刘敏等(2005)、蔡风景等(2008)认为PPI领先于CPI的变动,而贺力平等(2008)、董直庆等(2009)、刘凤良和鲁旭(2011)则认为我国的通货膨胀以“需求拉动”型为主,主要存在CPI向PPI传导的关系。此外,也有部分研究认为两者之间存在双向传导机制(张延群,2007;徐伟康,2010;张成思,2010;桂文林和韩兆洲,2011;杨子晖等,2013;朱含蓄和贺本岚,2015)。

  相关研究对PPI与CPI传导关系的看法之所以分歧较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转型期我国经济社会变化较大,不同时期驱动价格波动的主要因素并不相同,影响价格传导的因素也较为复杂,由此导致CPI与PPI的传导机制具有显著的非线性特征。例如,在经济上行阶段,商品市场供不应求,上游产品价格的上涨可能通过生产链迅速向下游传递。在经济下行阶段,由成本上升引起的上游产品价格上涨则可能传递缓慢。此外,货币政策的调整、国际油价波动、宏观政策调控等都可能对价格传导形成非对称非线性影响(Beechey and Österholm,2008;Nobay et al.,2010;Karagianni and Kyrtsou,2015)。

  二、PPI与CPI在统计意义上的区别和联系

  理论上,生产者价格指数(Producer Price Index, PPI)涵盖所有产业的生产者价格指数,在我国,通常把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简单称为PPI。我国的PPI在大类上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并进一步分为采掘、原料、加工工业、食品、衣着、一般日用品和耐用消费品7个子类、1702个基本分类,目前覆盖39个工业行业。CPI包括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等8个大类、262个基本分类。

表1 PPI与CPI的构成及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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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联系上看,PPI与CPI在统计上的交叉部分主要是进入消费环节的工业品,这部分商品价格相当于批发价与零售价的区别,具有较为直接的从PPI向CPI传导的关系。而从权重看,作为产成品进入消费领域的生活资料工业品在PPI中所占的比例为25%左右,而消费品在CPI中所占比例约为70%,再剔除未经工业加工的农产品,直接受工业产品价格影响的商品在CPI中所占权重会更低。

  除交叉部分外,PPI与CPI关注的商品价格还存在较大的区别,这部分商品不能简单地看作生产链“上下游”的关系,其变动时间和变动幅度相对独立。首先,PPI中包括了较大比重的原材料和中间投入品价格,尽管原材料和中间产品价格的变动也可能最终引起消费品价格的变动,但传导链条相对复杂,时滞也较长;而CPI包括约30%的服务价格,如医疗服务、家庭服务、衣着加工服务等,服务价格能够相对直接地推动CPI变动,但对PPI的影响相对间接。其次,CPI统计了部分进口消费品的价格,而PPI则涉及部分出口产品价格,即不进入国内消费市场的部分,受国际国内市场不同因素的影响,这部分商品价格也可能相对独立变动。再次,CPI统计的是零售价格,PPI统计的批发价格,即便加工食品以农产品作为原材料,也不能简单说是CPI带动PPI的变动。零售价格波动较大,而批发价格大多以合同方式订立,价格相对稳定。

  总之,从统计意义上看,PPI与CPI构成存在一定的联系,但传导关系并不确定。一方面,统计上存在交叉的商品由于在PPI和CPI中的权重并不相同,即便相同的价格波动也可能对两类价格指标产生不同的影响,与此同时,批发价格与零售价格的波动程度也可能是不对称的。另一方面,PPI与CPI相对独立变动的部分可能并不存在传导关系,尤其是直接传导关系。

  三、PPI与CPI传导的非线性分析

  无论是从经济意义还是从统计意义上,PPI与CPI的关系都更具有非线性的特征,而传统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关注变量间的线性关系,由此可能因不具备非线性预测能力而导致结论出现偏差(Baek and Brock, 1992)。基于此,Hiemstra and Jones(1994)、Diks and Panchenko(2006)提出了用于检验时间序列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因果关系的非参数统计方法。

  本文分别构造统计量和统计量,对我国PPI与CPI的传导关系进行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首先,本文选取定基月度PPI(基期为1996年1月)和定基月度CPI(基期为1996年1月)为检验指标,样本期为1996年1月至2016年11月。同时考虑到季节性效应,序列采用X-11方法进行季节调整,并进行对数变换。

  价格时间序列的平稳性检验是后续分析的前提,对PPI和CPI进行单位根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结果表明,PPI和CPI的对数定基序列均为非平稳的一阶单整过程。进一步地,JJ检验和EG检验都表明CPI与PPI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因此,基于协整检验的分析结果,可以建立VECM模型对CPI与PPI的相互影响关系进行估计,以过滤其相互间的线性依存成分。在此基础上,分别对线性过滤后的残差序列进行非线性的BDS检验,其原假设是残差是否服从独立同分布,如果被拒绝,则说明残差存在线性模型所不能解释的非线性信息。为保证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嵌入向量的维数分别取m=2,3,...,6。表3结果显示,PPI和CPI方程残差的BDS检验都在1%的显著水平下拒绝残差服从独立同分布的原假设,这意味着PPI与CPI存在非线性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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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上述检验可以看出,CPI与PPI可能存在非线性传导关系,因此,本文分别构造Hiemstra and Jones(1994)提出的TVAL统计量和Diks and Panchenko(2006)提出的Tn统计量,对经VECM模型“线性过滤”后的“残差成分”进行检验,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可以看出,对于1至8的滞后阶数,TVAL统计量和Tn统计量均不能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PPI不是CPI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但对于1至3的滞后阶数,TVAL统计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CPI不是PPI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滞后1阶,Tn统计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CPI不是PPI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这意味着在我国通胀的出现更多地呈现出“需求拉动型”的特征,CPI在一定程度上向PPI传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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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我国PPI与CPI定基指数的走势看(如图1),2011年7月以前,PPI与CPI变动趋势较为一致,但2011年8月以来,PPI与CPI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背离。从影响因素看,2011年以来影响PPI变动的主要方面是生产资料价格的低速增长甚至负增长,而影响CPI变动的主要方面是食品价格较大幅度的波动,两类驱动因素在经济上并不存在直接的上下游传导关系。为了进一步考察CPI与PPI在不同样本期的作用关系,本文将全样本划分为1996年1月至2011年7月、2011年8月至2016年11月两个子样本,分别进行非线性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和表6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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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样本的检验结果显示,在1996年1月至2011年7月的子样本区间内,对于1至7的滞后阶数,TVAL统计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CPI不是PPI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对于1至6的滞后阶数,Tn统计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拒绝“CPI不是PPI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表明在该子样本区间内,存在较为明显的CPI向PPI传导的关系。但TVAL统计量和Tn统计量检验结果都表明PPI不是CPI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PPI对CPI的影响并不明显。而在2011年8月至2016年11月的子样本区间内,TVAL统计量和Tn统计量在10%的显著水平下均不拒绝“PPI不是CPI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和“CPI不是PPI的非线性格兰杰原因”的原假设,PPI与CPI之间并不存在较为明显的传导关系。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本文来源于中国金融论坛。“中国金融论坛”(China Financial Forum, CFF),是依托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所)设立和管理的中国特色新型金融智库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运营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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