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文生：财政“复辟”改变资产定价

　　疫情暴发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主要经济体财政大幅扩张，货币与财政协同明显加强。欧盟在疫情期间放弃了原先的财政规则，可能再也难以回到之前的“条条框框”。财政政策的重要性明显提升，似有“复辟”之势。实际上，伴随逆全球化、地缘政治、绿色转型的是去金融化，而财政重要性提升只是去金融化的一个体现。那么，西方主流财政思维是如何演变的？财政扩张对经济与资产价格的影响跟货币扩张有何不同？

　　100多年来，宏观政策理论演变经历了四个阶段，新冠疫情促进了新财政理念的兴起。1930年代之前古典经济学认为供给可以自动创造需求，所以市场能够连续自我出清，无论是财政政策还是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的作用都很有限。1930年代-1980年的凯恩斯主义认为政府应该加强宏观需求管理，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加投资、刺激经济，弥补有效需求不足。1980-2008年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都不重视财政政策，而重视货币政策。前者认为政府应该少干预市场，市场能够自我出清，强调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后者认为市场短期无法自我出清，政府干预可以对经济产生实质的作用，帮助经济平稳发展。这一阶段自由化加速发展，政府干预减少，财政政策的作用减小，货币政策的作用增加。2008年后的新财政理念认为财政政策的空间没有固定的上限，应该放弃财政政策的固定规则约束。“新财政理念”在新冠疫情暴发后进一步被重视，认为财政政策可以在经济发展中起到更大的作用，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同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