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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经济学奖猜想⑧|戴尔·乔根森:经济“呆儿”,历久“根深”

2017年10月06日 09:15 来源于 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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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经济学家追求时髦不同,乔根森自出道以来就一直在做着最朴实,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其中确实透着一股“呆”劲

  【财新网】(专栏作家 陈永伟)美国的克拉克奖是奖给40岁以下具有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的。有一种流行的说法,说克拉克奖是诺贝尔奖的预演,年轻时拿了克拉克奖的人以后拿到诺贝尔奖的概率很大。当然,概率归概率,也有那么几位经济学家,早早拿了克拉克奖,却迟迟没有得到诺贝尔奖的垂青。在这批少年得志,却苦候诺奖的人群中,就有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

  乔根森1933年出生于美国蒙大拿州的博斯曼,26岁时就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其论文指导老师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投入产出表的创始人俄裔经济学家瓦西里·列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乔根森的研究集中在生产率、经济发展、投资等领域,由于其在计量分析领域的突出贡献,他被授予1971年的克拉克奖。

  目前,他执教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担任萨缪尔·W·莫瑞斯校级教授(Samuel W. Morris University Professor,校级教授是哈佛大学教授的最高等级,全校只有20多位)。

  新古典投资模型

  乔根森在经济领域的贡献很多。他的第一个重要贡献是在新古典投资理论上的开创性工作。投资是宏观经济的重要现象,自宏观经济学创立以来,很多经济学家都试图对其做出解释。

  投资由什么决定呢?总体来说,它大约取决于现有资本存量水平和合意资本存量,或者说理想的目标资本存量水平之间的差值。如果不考虑资本调整的成本,那么投资水平就等于这个差值和重置资本(即需要补偿的折旧等资本)。既然如此,投资的决定问题,本质上可以转化为合意资本的决定问题。

  在乔根森之前,已有几种解释理论对合意资本的决定进行了探讨,其中最有代表的是“乘数-加速数模型”和“内部资金理论”。“乘数-加速数模型”是以凯恩斯主义宏观理论为基础的。根据这一理论,合意资本的数量取决于产能的变化,当产能有较大扩张时,合意资本就会增加,进而投资也需要扩张。而“内部资金理论”则认为,内部资金的流量、流动资产的存货以及企业的债务偿付能力等因素决定了合意资本量,进而决定了投资。显然,从新古典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两个理论都缺乏“微观基础”。

  在论文《资本理论和投资行为》(Capital Theory and Investment Behavior)中,乔根森构建了自己的投资理论。与以上几个理论不同,乔根森的投资理论是从企业的微观决策出发进行思考的。他假设,企业的存续期是无限的,在每一期,企业选择劳动和资本的投入,并进行生产。每期的利润由收益减去工资、资本成本以及税收得到。由于企业是长期存续的,因此其目标是最大化各期利润的贴现总和。求解这个最优问题,乔根森得到了一个很符合“新古典经济学”风格的最优条件:每一期资本的边际产出,应该等于其“影子价格”。对这个条件稍作变形,就得到了一个更为直观的结论:每一时期的合意资本存量取决于产出的价值和资本成本之比,更确切地说,是这一比例的一个倍数。

  由于在乔根森的新古典假设中,人们是可以完美预见未来的,因此每一期的实际资本存量就等于该期的合意资本存量。因此每期的投资就等于合意资本存量的变化加上重置资本。

  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乔根森通过对资本成本的含义进行解释,进一步做了拓展。他考虑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下让资本成本包含资本收益,另一种情况则不包含,从而分别得到了两个版本的投资模型。他自己将这两个模型分别命名为“新古典投资模型I”和“新古典投资模型II”。当然,作为一名计量经济学家,他并没有满足于模型的推导。事实上,在推导出每一个版本的模型后,他都用当时可以得到的数据对这些模型进行了拟合、检验和评估。

  在1971年的论文《投资行为的计量研究:一个综述》(Econometric Studies of Investment Behavior: A Survey)中,乔根森将当时流行的几个投资模型放在一起,对其解释力进行了比较。结果发现,他提出的新古典投资模型在总体上要优于先前的各类投资模型。

  尽管乔根森之前已经有很多投资理论,但这些解释基本都是经验性的、缺乏微观基础的。乔根森的投资理论将分析问题的起点重新回到了企业的微观决策,这对于当时正在寻找微观基础的宏观经济学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这个模型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但在当时看来,它毫无疑问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二元经济模型

  乔根森的第二个重要贡献是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也就是关于二元经济的“乔根森模型”。

  “二元经济”的说法最早是荷兰经济学家伯克(J.H. Boeke)在1953年提出的。他通过对印尼社会的研究,把该国的经济划分成了传统部门和资本主义部门。这一概念一经提出,就得到了发展经济学家的注意,研究二元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成为了这一学科关注的重点。

  在1954年的论文《劳动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ur)中,后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提出了第一个对“二元经济”进行正式分析的模型。在这篇经典论文中,刘易斯假设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此劳动供给是无限的。由于城市工业部门工资高于农业部门工资,因此农业剩余人口就有动力不断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由于有无限的劳动力供应,所以城市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也是不变的。在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消失后,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就提高到与工业部门一致。这时,经济中的二元结构也消失了。

  在刘易斯之后,费景汉(John C.H.Fei)和拉尼斯(Gustav Ranis)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形成了一个三阶段发展模型。在第一阶段,经济中的情形类似于刘易斯模型,农业部门边际生产率为零,劳动力存在无限供给,劳动力不断从农业部门流向工业部门。在第二阶段,农村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开始变成正的,但由于农业部门生产率仍然低于工业部门,因此其工资依然较低。人口依然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这导致了农业部门的萎缩,农产品的供应开始短缺,工农业间的贸易条件转而利于农业,城市的工资开始上涨。到第三阶段,农业完成了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工农业部门的工资都由边际生产力决定。此时,人口可能在两个部门之间相互流动,取决于由两个部门的边际生产率决定的工资高低。

  在乔根森看来,刘易斯模型和拉尼斯-费景汉模型存在着明显的问题,其关键就在于它们所应用的古典假设。在刘易斯等人的模型中,一个重要的假设是: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工资就是由最低生活条件,以及道德水平的底限决定的。显然,这样的假设更类似于亚当·斯密、李嘉图这样的古典(classical)作者,而不符合新古典(neoclassical)的工资决定理论。乔根森首先对这一前提进行了修改,假设两个部门的工资都是由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决定的。对两个部门的生产方式,乔根森做出了假设。他认为农业生产只采用劳动力和土地,不使用资本。这样,农业部门就不需要进行资本积累,而由于土地数量是固定的,因此劳动的边际生产力就是递减的。而对于工业部门,乔根森假设它只使用资本和劳动力,并且可以进行资本积累。除了以上假定外,乔根森还给出了一个重要的假设,即人工的增长取决于粮食供给状况。

  在以上假设之下,乔根森构建了自己的二元发展模型。在这个模型中,农业部门的发展尤为关键。当农业发展良好,粮食供给充足时,人口快速增长,剩余劳动力将由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工业部门不断发展,资本积累随之加快,反过来也促进工业的进一步扩张,整个国民收入不断增加。而如果农业比较落后,那么非但不会有剩余劳动力,所有劳动力都会被用来进行粮食生产,工业部门会由于缺乏劳动力而萎缩。此时就会陷入“低收入水平陷阱”。

  如果将乔根森模型和刘易斯等人的模型对比,就会发现显著的差异。在他的模型中,农业部门的发展被提到了空前重要的高度,只有农业迅速发展,才能支撑工业化。同时,在刘易斯等人的模型中,在完成二元经济的转型之前,人口都是单向地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流动,但在乔根森的模型中,这种流动就未必是单向的。如果农业部门发展不佳,那么人口由工业部门逆向流动到农业部门的可能也是存在的。

  尽管乔根森的这个模型还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在考虑人口增长的时候,十分依赖于马尔萨斯主义的假设,但这种用新古典观点分析二元经济的尝试毫无疑问是开创性的。而从政策的角度看,乔根森模型也可以为发展政策的制定者提供不少的启发。

  关于生产率的研究

  乔根森的第三个重要贡献关于生产率的长期研究。

  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在其对增长问题的分析中曾提出,决定经济体增长的最为关键的因素是生产率的提升(在索洛的原文中,表述为技术的提升。在他的语境下,技术和生产率在很多时候是等价的)。但是,情况真是如此吗?如果生产率的提升对于经济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么它的来源到底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些问题,乔根森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探究,其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其著作《生产率与美国经济的增长》(Productivity and U.S. Economic Growth),以及三卷本的文集《生产率》(Productivity)中。

  根据一项比较早期的研究,从1948年到1979年,美国经济增长的3/4应该归因于要素投入(主要是资本投入)的增加,而只有1/4来自于生产率的提高。这就对索洛的观点提出了很大的质疑。随后,乔根森又继续把对于生产率的研究引向了深入,开始探究生产率的来源。他把总体生产劳动的变动分解成了各个部门生产率的变动,以及部门之间要素再配置的影响。通过分解,他发现,美国经济中生产率增长的主要来源是各个部门各自的生产率增长,而不是资源的再配置。

  和那些浅尝辄止的学者不同,乔根森并没有在取得一定成果后满足,而是不断深化自己在生产率方面的研究。一方面,他开始和各国学者合作,进行生产率的跨国比较。例如,他曾和中国经济学家李京文、郑友敬、日本学者黑田昌裕一起进行过中、日、美的生产率比较。另一方面,他还不断进行数据建设,尤其是搜集与新经济相关的资本数据。在这个基础上,他曾经做过一系列关于新经济条件下生产率变化的测算工作。截至目前,他的相关研究还在继续推进之中。

  结语

  限于篇幅和精力,这里只介绍了乔根森的三个主要贡献。事实上,他在福利经济、国民经济核算、能源经济等领域都还有很多成果,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

  在和朋友聊到乔根森时,我经常根据谐音,戏称他叫“呆儿·乔根深”。其实细细想来,这个戏称也是挺贴切的。和很多经济学家追求时髦不同,乔根森自出道以来就一直在做着最朴实,也是最基础的工作,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其中确实透着一股“呆”劲。而经过数十年的耕耘,他在研究上的成就确实已经是根深叶茂了。

  作者为北京大学市场与网络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刘明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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