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新网】(专栏作家 汪路)泛化信用或者说绑架信用是如何成风的?这是可以解释的。
主要原因是有扩权冲动和较大话语权的部门的推动。公共部门具有内在的自我扩权的冲动,并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较大甚至最大的话语权,这个中国最大特色的派生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虽经多次简政放权变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发生巨大变化,但这个内在机制并没有削弱,甚至还在强化。
在这个背景下,官方10多年前接受了“道德为支撑、产权为基础、法律为保障,是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治本之策”的广义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提法。几经变换至双牵头部门模式后,在接手此项重大职责的初期,面对真正的信用活动已有法律、司法和各行政部门监管的格局,排在前面的牵头部门似乎并没有自己工作的抓手。经过几年探索,该部门终于借助于中国社会需要强化信用监督和失信惩戒机制的共识,在信用信息的范畴上寻得了突破:让一部分人接受了公共部门产生的执法司法信息(也即判定社会主体主要是企业和个人是否守法守规状态的信息)也是公共信用信息的概念;并获准设立了具有归集公共信用信息职能的专业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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