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慧的统治离不开律师的作用

　　【财新网】（专栏作家 秦前红）在最宽泛的语境上来说（因为律师与近代法治的确立是互为表里的），中国历史上曾有两名非常著名的律师，一名是春秋时期的邓析，另一名无疑是新中国时期的史良。

　　邓析做律师做的非常成功，他不但自己编撰了法典《竹刑》，而且深得人民的爱戴（“民之献衣襦袴而学讼者，不可胜数。”）。但邓析的下场很不好，《吕氏春秋》说邓“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最后导致“郑国大乱，民口讙哗”，所以“子产患之，于是杀邓析而戮之”。《左传》的记载则是“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认为邓析是被驷歂杀的。邓析被杀害，无论如何都是一场社会悲剧。姑且采纳《吕氏春秋》的说法，承认邓析只是个纯粹的诡辩派，但被邓析的诡辩搞得晕头转向，只能说明子产（或者驷歂）在智力上拼不过邓析，杀邓析也就是蠢货杀聪明人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典型表征。更悲剧的是，杀邓析在中国历史上一直被当作正剧来上演，杀邓析之后就有孔子的杀少正卯，小老百姓要说点儿之乎者也，就立即被当作是歪理邪说。所以，几千年的中国史就是统治者推行愚民统治的历史。没办法，中国人在传统上总是将法律视为掌权者的刀把子，而不是由公众理解和接受的价值准则，邓析之死，意味着中国不再有律师这种可以抗衡官府释法的职业的文化、政治生存空间，也体现了律师与中国社会环境的抵牾。《吕氏春秋•察今》中有一句话，“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即时变法者，贤主也”，最能说明中国人对法律的定位。《察今》几十年来都是中学课文，不知道为什么，编教材的把这句关键的话给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