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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模式研究(11):新加坡经验的借鉴意义

2021年07月28日 10:38
新加坡模式里有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借鉴的,有些则不然
刘劲
长江商学院会计与金融学教授。曾任教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并获终身教授职称。他在2004-2005期间任长江商学院教授并兼任副院长,此后继续兼任长江商学院中国企业研究中心研究学者;1998年在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授课,1999年获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工商管理博士学位;长期从事资本市场、财务会计和股权投资的研究,是在证券分析领域的国际著名专家,和多个国际一级学术刊物的长期审稿人,<<会计研究评论>>编委;曾获2010年长江商学院杰出研究奖、2005年加州大学安德森管理学院杰出研究奖,以及2007年巴克莱全球投资最佳论文奖。现任多个国内与国际公司的独董及资深顾问。

  【财新网】(专栏作家 刘劲)新加坡从1965年建国到现在,从一个极端贫穷落后的第三世界国家,发展成了人均GDP名列世界前茅的发达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速全球没有其它国家能出其右。作为一个人口才500万的城市国家,新加坡在国际政治、经济、舆论中的影响力超过了很多比它大出十倍以上的国家。新加坡的惊人成就离不开李光耀和他主导的“新加坡模式”。我和研究团队在前面十篇文章里(《新加坡模式研究(1):独特地理位置决定独特商业模式》《新加坡模式研究(2):全球化定位及税收洼地战略》《新加坡模式研究(3):李光耀与超级理性主义》《新加坡模式研究(4):超级理性主义在政府治理结构中的应用》《新加坡模式研究(5):超级理性主义在国有企业的应用》《新加坡模式研究(6):超级理性主义在城市交通中的应用》《新加坡模式研究(7):超级理性主义在教育中的应用》《新加坡模式研究(8):公平高效医疗体系是怎样形成的》《新加坡模式研究(9):“不搞施舍”的养老储蓄制度》《新加坡模式研究(10):如何做到居者有其屋》),分别对新加坡模式的十个侧面进行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和分析:独特的地理位置,全球化和税收洼地战略定位,超级理性主义理念,超级理性主义在政府、国有企业、交通、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中的应用。到了尘埃落定的时候,在这里我想分析一下新加坡模式里有哪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借鉴的,哪些则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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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刘春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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