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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的未来

2013年10月22日 11:47 来源于 财新网
分析现状以后,我们应该着手解决问题。第一步是承认错误并找出造成现状的误解,第二步是改正这些错误和误解
乔治·索罗斯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著名的货币投机家,股票投资者,慈善家。现为索罗斯基金管理会主席,开放社会基金会主席。

  【坐而论道】(财新专栏作家 乔治·索罗斯)我将从大局着手讨论欧洲的未来。自成年以来,我一直使用着一个自创的概念框架来帮助自己做出决策。这个概念框架的应用范围远超过金融市场,直达思考与现实的关系本质。思考与现实的关系极为复杂,因为每个人的思维和行为都由其对现实的理解决定。因此他们的思考将具备两个功能:一方面来说他们尝试理解这个世界,这便为认知功能,另一方面来说他们尝试去影响参与的事件,这便为控制功能。这两个功能彼此影响,我称之为交互反身性。我的概念框架的基石即为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该原理由交互反身性和不可靠性支撑。

  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对实现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重大意义。它只应用于研究社会现象,因此它将社会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经济学理论尝试模仿自然科学理论,尤其是牛顿物理理论,因此我的概念框架和主流的经济学理论具有直接矛盾。

  我的概念框架和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区别在对待金融问题上尤为明显,尤其是对待欧债危机上。主流经济学追寻不受时空限制的确凿法则,法则的有效性由实际发生的事实证实。而我认为社会发展中所发生的事实并不足以论证理论的正确性,原因正是在于人类的不确定性原理。我承认确实有可广泛运用的定理,正如人类的不确定性这个定理可被广泛应用。但是我认为即使有这样的法则,它也过于宽泛含糊,不足以用于对未来的预测或得出具体的结论。

  从任何角度来说社会性现象都更容易被解释,更难被预测。在人类的不确定性使得未来天生难以确定的同时,过往以一种独一无二方式获得确定。但是牛顿的物理定律并不是这样运作的。主流经济学尝试运用牛顿定理,通过引入均衡的概念来解释社会性现象。这样的方式需要精巧的思维运作。它从完全自由竞争开始,假定所有的信息都已知,并且由理性预期和有效市场假说支持。

  与之相反,我需要强调误解和信息缺乏在影响事物发展上的重要作用。我强调改变的过程而不是最终的结局。这个过程将在现实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形成反射性的反馈循环。不可靠性使得这两方面永远不会达成一致,这也是为什么我的概念框架与主流的经济学不一样。

  反馈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负面的。负面的反馈会使得现实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差距变小,正面的反馈则会使得这个差距变大。极端来说,负面反馈会实现均衡,正面反馈则会导致混乱。在正统的经济学中,均衡是必然的结果,而在我的理论框架下,均衡只是一个极端状况之下的结果。现实中会有近似均衡和无限远离均衡,但是现实事件的分布并不遵循规律的钟型曲线,而是更接近于两个极端。极端现象有更大的吸引力,因为人们更倾向使用二分法来简化事物,任何一个状况都可以被看作是稳定的或者不稳定的,但是人们的观点可以很快转变,这导致了市场波动的厚尾性。这一事实在标准经济学中并未出现,但是对我的框架理论却极为重要。

  使用这个概念框架,我发展了一套用于解释金融危机繁荣萧条的循环理论。与均衡理论相反,它包括一个在现实中的趋势和一个与这趋势相连的错误解读。这个趋势和错误解读彼此互相加强影响直到这个错误解读变得更加明显,最终达到一个转折点。在这个转折点,该趋势会反向发展,一个正反馈循环会开始反向发展。

  繁荣衰败周期或者泡沫只是自反性的一种表现,并且只有在很少的情况下会发展到足以影响宏观经济的地步。市场和政府之间也会存在自反性。在市场这个无形的手之后潜伏着政府这个有形的手。市场和政府都是不可靠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它们的相互作用下会出现自反。尽管泡沫只会偶尔地发生,政府和市场的交互影响却一直在进行。因此我们需要学习政治经济学来理解每个事件的独特性而不是寻找一个可以永恒的定律。

  我的概念框架包括普遍有效的一般性,因此它在解释和预测政治经济上的有效性都是很局限的。但是作为一个对冲基金经理,我曾使用这个概念框架构造了特定的理论针对特定的情况,实践证明它非常有效。

  从欧元危机的初始我就开始关注它,并且也针对它写了很多文章编入书中。我发现我的概念框架非常有效,因为这个危机是在政治金融的反身交互影响下发生的,同时又涉及历史、文化、伦理和法律层面。这样复杂的局面使得人们开始退缩。误解在其中有很深刻的影响,在下面我会就此做出深入讨论。

  共同货币的设定本身存在很多缺陷。有些缺陷在使用欧元之前就已知。比如说每个人都知道欧元是个不完善的货币,它有一个中央银行,但是它没有一个统一的财政部。其它的不足在危机中才被发现。回顾过去,欧元最大的缺陷是将成员国的政府债务置于违约的风险之下。在一个有自己货币的发达国家,政府不可能违约,因为它们随时都可以印钞。但是因为使用了共同货币,这些国家将印钞的权力交给了独立的央行,使得它们的现状等同于借入外国货币的第三世界国家。在此次危机之前,这一缺陷并没有被政府或者市场所发现,这也正印证了市场和政府的不可靠性。

  当欧元被最初使用的时候,官方事实上曾尝试宣布政府债券为无风险。商业银行不需要为持有政府债券存留资本金,并且欧洲央行会在其贴现窗口以同等条件兑换这些债券。这一设置使得商业银行拥有了购买弱国债券来赚取利润的不良动机。但是由于利率逐渐趋向于零,这一利润额最终只有几个基点。

  利率的逐渐趋近导致经济表现的趋离。弱国享受了房地产、消费和投资的大幅增长,而德国却在欧洲统一的重压之下不得不开始厉行紧缩和结构性改革。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签订时,人们只意识到公共领域会存在不平衡,但是这一趋离在当时却并没有被预测到。

  然后便是2008年的金融危机。在雷曼兄弟破产之后,欧洲财长们宣布不会允许任何大型金融机构倒闭,但是默克尔总理却坚持每个国家只应当对自己的国家负责,而不是由欧盟或欧元区来对它们负责。这是欧债危机的开始,但是事实上市场过了一年才对此做出反应——一直到希腊的债务赤字已经到了让市场意识到它确实可能破产的时候。但是随之而来的报复性的市场溢价却不只针对希腊,还包括许多被称作边缘国的国家。到此时,这些国家已经累计背负了比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所能背负的还要多的债务。

  危机的爆发将欧洲金融机构置于困境。他们得遵守在此时明显并不适宜的规则来应对危机,但是由于法国和德国的反对,它们也无法改变《马斯特里赫特条约》和《里斯本条约》来促成欧洲进一步的融合。也因此,官方需要凭借各种法律借口来防止欧元进一步崩盘,这使得此时欧元区的规则变得比重新设计这些规则还要更加复杂。与此同时,实际操作中也有一些改变,比如说法律渐渐认可破产的风险和债券持有人的自救。这一拒绝改变使得深陷债务危机的国家处于极大的周期性劣势,而这一劣势并没有被普遍地承认。

  这种情况最适合用德国词语“Schuld”诠释。这个词既有债务之意,又有罪责之意。自然而然地,德国国内将债务国的责任归咎于它们自己的不幸。但是这样说并不公平,除了对希腊。希腊政府确实公然违背了合约,但是其他的负债国并没有。事实上,西班牙还曾经因其谨慎的财政政策而被视为模范。应当为这一不幸负责的应该是那些设定欧元规则的国家,尤其是法国和德国。但是这样的说法在这些国家里很难被接受。

  欧元危机已经结束了。德国大选中几乎没有提起与欧元相关的话题更是印证了这一点。而事实上欧元的系统离达标还有很大的差距。主流经济学家将其称作弱势平衡,我将其称作远离均势。欧元危机使得欧盟不再是创立之初的欧盟。欧盟的本意是建立一个自愿的机构,使得独立平等的主权国家为了大家共同的利益让渡它们部分主权。但此时欧盟中国家的关系已经变为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关系——不平等也不自愿。当一个债务国陷入危机时债权国便占据上风,创立之初制定的规则更是保持了这样的状况。这可能演变为政治上的不被接受,并很可能彻底摧毁欧盟。而只有债权国有能力改变这样的结局,可惜的是它们并没有任何意愿这样做。

  欧洲现状主要是由政治、金融两方面的缺陷共同导致。一方面是德国已经成为实际上的霸权国家。尽管德国并没有尝试统治任何其它国家,欧洲依然无法通过任何没有德国首肯的决策。民主在德国茁壮成长,其它的债务国却面对着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危机。德国宪法法院也成为欧洲最有实力的司法机关。由于德国因为历史原因并不希望扮演霸权者的角色和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和义务,它在此次危机中总被别国谩骂,而同时它又觉得自己被不公正地指责为占据一个它努力避免的位置。

  比比美国吧。美国“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来塑造一个良性的霸权形象,进而被打造成自由世界的领袖并享受欧洲长久的忠诚。今天德国的态度与统一之初的态度也有天壤之别,当时德国为了争取统一而成为欧元一体化的发动机。

  从经济角度来说德国支持的紧缩政策只有反作用。每削减1欧元的财政支出便会使得GDP降低超过1欧元,换句话说就是财政乘数大于1。德国的民众对此感到费解,因为由施罗德政府发起的财政改革提供了成功的先例。为什么在德国可以成功的政策到欧洲其它国家就不能成功了呢?原因是施罗德的改革是在通胀的背景下进行的,而此时欧洲面临的是通缩的现状。

  最终欧洲政府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停止施加更多的紧缩政策,尽管这一过程非常漫长。这一举措纾缓了欧元区的下行压力,使欧元区得以触底,缓和了欧洲金融危机。此时在德国的带领下欧元区正在逐步复苏,但是深陷债务国家的经济复苏依然滞后,原因在于它们有更多的债务压力和更高的借款利率。因为这是反复发生的事件,债务国与债权国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

  分析现状以后,我们应该着手解决问题。第一步是承认错误并找出造成现状的误解,第二步是改正这些错误和误解。只有德国可以开始这个过程,作为拥有最高信用等级的国家,德国有控制权。如果是一个债务国来开始这一过程的话只会加剧这些误解和错误。承认和改正错误从来都不容易,而在此情况下承认错误更没有什么值得羞愧的,因为事件的本身就复杂到足以使任何人失去思考。这样做还会使得德国长久地赢得各国的感激,而不这样做只会使现状恶化。这些误解已经使得现行政策的受害者必须在现实生活中承受着这些噩梦。现在欧元危机结束了,德国在胜利中凯旋,但是这样的得不偿失的胜利应当被避免。我很高兴这一作为少有的意识到欧洲现在面临问题严重性的会议,将会讨论解决问题的各种可能。

  本文为作者10月1日在德国基尔全球经济座谈会的演说

  (实习记者 吴凡翻译)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赵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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