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历史上资本的全球流动，发现有许多问题，纠结过前人，也并未离开我们远去。例如，1750年左右，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资本开始从传统的土地流向工商投资。亚当·斯密主张英国放弃重商主义，允许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如何将这一伟大理念贯彻于国际实践，又符合一国经济发展的宏愿，一路走来，不是还在困扰着各国的政经与知识精英？
又如，1850年左右，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金钱也有了“祖国”。为金钱而争，为资本而夺，裹上了民族主义的华丽外衣。1880年到1913年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罗奇说“是一个跨境资本流动及国际贸易迅速扩张的黄金时代”。不成想，却以一次惨烈的世界大战而嘎然而止。留下来的是一个“全球化利益何在的”悖论。
再如，1950年左右，在民族国家之上，出现了各类国际金融组织世界银行与货币基金组织（IMF），后者还发行了超国家的货币——特别提款权。但是几十年的“冷战”，地球都被一分为二了，全球化成了“半球化”，资本流动到处撞上保护的高墙。这种受地缘政治影响的资本流动分割，今天不是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变种遗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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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各管一摊：美国花钱的马歇尔计划，使战后欧洲获得重建资金；苏联花钱的援助计划，给东欧与中国输送了急需的建国资本。 |
不过，我们要承认，1980年-1990年，特别是1989年苏联解体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曾经历过一个温暖的春天。IMF的数据证明，有将近20年，金融国际化的速度大大超出全球贸易和国民经济增长。
1994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改制国家的净资本达到5000亿美元。虽然后来经历了阿根廷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西方资本进军世界的热情始终不减。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西来东去的净投资高潮迭起。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夏皮罗在2005年时说“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真正到来，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之大，种类之多，让之前任何历史时期都相形见绌。”
没有这个阶段的资本国际流动，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原始积累，无法展开关键产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无以支撑中国日后的经济大发展。最应当令我们自豪的，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交了学费，也交了一份出彩的资本全球运作答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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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这张图给了一个十年资本流动的概览。尽管有失误，有问题，中国人应当为自己引入外资的业绩感到骄傲。 |
有人会把这一时代的全球化演进和1880年-1914年的那一次相对比，看到它们同样存在的问题：资本的国际流动处处隐含着国家间的角力与无形战争。东西南北不同的世界，都能感受到压力与刺痛。
主张世界不是“平”的，仍是“弯”的美国金融作家大卫·斯米克，讲述了一个他的亲身经历。1987年美国股市大跌后不久，斯米克在新加坡见到了当时的领导人李光耀。新加坡此时正遵循美国的理论，经济自由化已离开腾飞的跑道。李光耀对美国不负责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外贸赤字相当不满，他紧锁眉头盘问斯米克，美国还有什么杀手锏，能弥补赤字，稳定经济，也使新加坡免于西方衰退之苦？
年轻的斯米克刚刚从日本回来，手中掌握了一个重要信息：日本人现在有大把资金，正在寻找机会投资海外。李光耀对此似乎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经济对日本是封闭的，也不相信日本人有能力“买了美国”。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人果然向日本人敞开了大门，后者也没有食言，他们买美国国债，买股票，买房地产，高价竞拍西方人典藏油画，又把大量产业转移到美国生产。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来自东方的大笔资金流入了西方经济体。不过，日本有些人后来大叫，自己是上了美国的当。原来是因为1985年，美国与英法德日签署了一个《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动大幅升值，日本国内股市房市吹起了泡沫，海外资产相比之下全都成了便宜货。“购买美国”为smart Japanese money，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
据说到1991年，日本人持有的海外资净余额达到3300亿美元，而十年前，这个数字才区区100亿美元。同年，日本人的海外投资总额达到了2万亿美元，大部分都投在了自己的保护国美国（对比一下中国，2014年一月报道，中国政府持有美国国债1.32万亿美元）。
这是它二战结束以来最扬眉吐气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日本虽然得到了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厦和加州Colombia Studio，但它的国内经济却由于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很快陷于失落的十年。1992年以后，日本人不得不变卖在美国的资产，挟着大幅缩了水的资本，默默撤回家园。不管这里面有没有阴谋，日本的“酷钱”一入一出，好处基本上都让美国人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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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这是1830年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巨浪》。与资本巨浪的博弈，需要的不仅是力气，而且是智慧。 |
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将资本引入当时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十几年以后也遭到了批评。不是谁和钱过不去，而是不满意与钱俱来的一整套西式“标准化的”经济金融改革条件。阴差阳错，这些改革条件被概括成1989年在华盛顿产生的十条归纳，简称就是“华盛顿共识”。
批评它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不顾各国的基础与现实，强制地推进经济开放、经济民主等一套理念与措施。南美的阿根廷，据说是在1991以后积极行动，使自己在南美国家中最中标中的，从而每年都能从国际市场得到几十亿美元的外资。这是另一个典型的资本集中高涨，冲昏了缺乏主见与定力的头脑。1998年资本突发退潮，让这个国家吃够了四年衰退的苦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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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南美世纪之交的金融危机，与政府在金融外汇政策上犯了错误有很多关系。 |
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资本大进大出有怨言，发达国家也不认为自己就是资本国际流动的赢家。斯蒂芬·罗奇先生就为此不停地发声。2007年他说全球化把发达国家打了个措手不及。其中一个打击，拿美国举例，就是美国只能依赖国外盈余储蓄来支撑其经济增长，而随着美国对外投资而去的是美国人在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他痛苦地承认，全球化的浪潮远不像有人鼓吹的那样，让投融资的两方“双赢”。他告诫美国政府理智一点，靠中国的资金流入弥补赤字，美国就像是乞丐讨饭，千万别再挑食儿。
资本流动，流淌的就是人类的智慧。它告诉我们，不管资本流到那里，都离不开实体经济，离不开贸易与人群，离不开政治与民族的较斗，也离不开文化、意识和文明的传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本性；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得到的亦是社会的进步与生活的改善。未来，互联网信息技术将把资本带到哪里去，我们并不一定想的明白。如果它能够提升人类的智慧，补足人脑思考的漏洞，那资本一定会上善若水，流去资源有效配置的地方。■
李弘，资深投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名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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