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上时间机器,倒游金融“未来”,我看到了五个大时代:白银时代,英行时代,分流时代,集权时代和精英时代。我们找到了什么? 财富,权利,人性,危机,抑或还有战争?
资本流动,流淌的就是人类的智慧。不管资本流到那里,都离不开实体经济,离不开贸易与人群,离不开政治与民族的较斗,也离不开文化、意识和文明的传播
有许多案例证明,正是私募基金改变了企业的命运,扶它们上路腾飞。一家大的私募股权基金,可能同时拥有几十个行业的龙头公司,所以能够对全国以至全世界的经济走势,做出比投资银行的经济学家还要完美的推断
大规模金融机构最大的风险,一言以避之,就是金融机构“大而不能倒”。一旦政府出手救助,又会引出用赋税人的钱填补投机损失的“道德风险”
财富的积累,市场的脱媒,技术的冲击,信息的共享,把昔日高大上的金融改造成了各类产品的大卖场
银行的“客户文化”如何日益蜕变成冷血的“自我服务”?市场的变化与竞争是进步的起点, 但是,核心价值观的偏离也会从那里悄悄启程
资本金规模、人力资源、公司文化、所有制机制、改革的激进共同发力,冲垮了金融城几百年来自家的院墙;美国式的金融业监管占据了传统自律的道德高地
如何打破金融巨头的垄断,防止赢者通吃,使普通人能公平占有金融资源,这些问题随时代变迁,不断引起新的争议
是格老曾经滥用了货币创造的权力,疏于监管;还是市场滥用了监管体系的信任,疏于自律?亦或是误判加贪婪,捅出市场巅覆性危机的风云突变?
一个电话就能找到正确的人,一个电话就能够解决任何问题。在伦敦与纽约之外,更多的城市里出现了中心商务区与金融区,在这些城市的高楼大厦的某间办公室坐一坐,精英们就可能找到解决难题的思路与途径
从苏维埃共和国的国家银行开始,共产党领导的银行就不信什么金银本位制,也从未挖地建过什么大金库。人们无所忧虑,信心就来自人民政府和人民银行具有强大的物资调运能力
1948年8月,蒋介石领导了一场对通货膨胀的反击战,但蒋经国的“打虎”变成了70天的“骑虎难下”。这并不是“改革派”与物价和法币的较量,而是与金融特权和贪腐势力的一次对搏
今天,记得凯恩斯和怀特争吵的人可能不会太多,但凯恩斯和哈耶克还在我们的耳边争辩个不停,激烈程度或许不减当年
在清末民初的几十年里,中国出现了三条金融街,它们是中外金融机构在中国的神经中枢,演奏着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荣辱与共的交响曲
“敬远官僚,亲交商人”,倾吐了民国时代金融家的心声,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境界
民国实现货币大同的历程,值得我们细细去看。拂去历史落下的灰尘,几块路标慢慢清晰起来,它们还原了中国金融集权的关键几步
一次世界大战不但把一批老式帝国送进了坟墓,也动摇了以英格兰银行及伦敦金融市场为主导的旧式国际金融格局
在政治的暴风骤雨中,首先离不开“笔杆子”,改革和革命均始于对头脑的洗礼。在笔杆子与枪杆子的背后,还有一股隐于野、隐于市、亦隐于朝的力量,那就是“钱袋子”
梁氏方案的核心,就是中央必须在货币发行和金融管制上集中权力,并以此集权来帮助朝廷解决财政难题,这将使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践一步步靠拢
《天演论》在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为国家民族的“保种”图存指出了一条生路,但是,严复的翻译做了一个重要的切选,对国人看待西洋史的误导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从户部银行到大清银行,否定了传统小官府大自主的经济传统,政府成为金融业的大客户,金融权力也在向政府手中一步步集中
西学东渐时代企业家、金融家创新的点子早已斑驳脱落,中国现代金融发展的第一幕,由一代精英隆重开场,却是民族人文特征常谈常新的话题
大清货币的混乱一步步将社会推向崩溃边缘,在混乱中傲然而立的是依靠商业信誉支撑的西方银行纸币
追求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着眼于西方枪炮的厉害,技术的高明,虽然已立足西方资本,但头脑中却未关注西方财政金融之文明
一个制度的变革,首先要有新观念在体制内潮水般的涌动,其次要有实干的官员。大清不存在这些条件,赫德也就不可能在中国现代财金史上留下显著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