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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假错案与“不枉不纵”悖论

2014年12月18日 11:03 来源于 财新网
为了公正,为了人权,为了社会和谐,“宁可错放,也不能错判”“宁可放过坏人,也不能冤枉好人”应当成为我们坚决奉行的司法原则
田文昌
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1983年至1995年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曾任法律系副主任、研究生导师。1985年开始做兼职律师,1995年创办京都律师事务所做专职律师,现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财新网】(专栏作家 田文昌)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坚守并宣传着一种原则,就是在打击犯罪的时候,要“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然而,我们似乎从来都没有认真地思考过这种口号的可行性。

  毫无疑问,这种不枉不纵的原则,从理论上讲并无不当,从理想上说更是一种最高境界。但是,当纵与枉二者之间发生冲突时,不枉不纵就难以两全了。重要的是,在难以两全而无法兼顾时,我们应当如何做出选择,这才是我们必须面对而无可回避的问题。美好的愿望与严酷的现实是不容易相提并论的,法律的原则更不能建立在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基础之上。

  曾几何时,当人们批判无罪推定原则的时候,最自信的理由也是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实事求是”。声称我们既不搞有罪推定,也不搞无罪推定,而只坚持实事求是。但是,却没有认真地思考过实事求是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终极目标,并不是具有可操作性的具体原则。

  实践中,在人们对“是”与“非”的认识莫衷一是,而又都以实事求是者自居的时候,最终的结局往往就只能是以话语权来决定胜负。在权力面前,既可以“是也不是”,又可以“不是也是”。其结果便是,由于抽掉了作为方法论的具体原则,实事求是变成了一句可以被随意解释而可望不可及的美丽空话。

  事实证明,正是由于美好的愿望不能代替现实,所以在追诉犯罪的价值目标上,不是无罪推定,即是有罪推定,并无中间道路可走,而否定无罪推定原则的结果必然导致有罪推定。

  这种认识的形成,虽然来之不易,毕竟在今天基本上已经达成共识。但是,与“实事求是论”一脉相承的“不枉不纵论”,却仍然固守在一些人的观念之中。

  近些年来,一桩桩冤假错案接连不断地暴露出来并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的严酷事实,再一次对“不枉不纵论”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拷问:在“枉”与“纵”二者之间发生冲突而难以两全时,还能否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无可否认的是,在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对于案件的侦破是不可能完全准确无误的。只要在证据的指向不具有排他性,对“是”与“不是”的疑点无法充分排除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到达既不冤枉也不放纵的理想目标。

  正由于如此,才出现了“疑罪从无”和“疑罪从有”两种反映不同价值观的定罪原则。简言之,就是“宁可错放,也不能错判”,还是“宁可错判,也不能错放”?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二者必居其一。

  从社会效果而言,对于前者,“不能错判”所导致的后果是:有可能放过了真正的罪犯,却避免了冤枉好人,同时维护了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对于后者,“不能错放”所导致的后果是,有可能惩罚了真正的罪犯,同时也可能冤枉了好人并污染了司法环境。而更大的危害还在于,一旦铸成冤案,就会使真正的罪犯因被他人替罪而彻底逍遥法外,甚至客观上还会鼓励他增强继续作恶、危害社会的信心。所以,“疑罪从无”显然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科学选择。

  在确立法律原则时,一个需要遵循的前提是:法律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一门科学,而绝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口号,更不能意气用事。“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目标是无可非议的,但是,由于其在现实条件下的不可操作性,在逻辑上却形成了悖论。

  在定罪原则上的“不枉不纵论”与“实事求是论”一样,由于缺乏以方法论为支撑的具体操作原则,最终必然会导致以话语权为中心的主观随意性。所以,以法治的名义,我们应当在理性思考中摒弃那些响亮的空洞口号,回到切实可行的现实中来。只有不折不扣地坚守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才能夯实司法公正的坚实基础。

  为了公正,为了人权,为了社会和谐,“宁可错放,也不能错判!”“宁可放过坏人,也不能冤枉好人!”应当成为我们坚决奉行的司法原则。

  (作者为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王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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