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流动中的金融智慧——画说金融史（49）

　　【财新网】（专栏作家 李弘）甩掉了六年的金融危机，伦敦房地产市场如今凤凰涅槃，价格冲天而起。昔日的高峰，早已被踩在脚下，围观的看客——有来自英国的，也遍布在全世界——嘘声一片。

　　一份五月初的《金融时报》，头版说的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步步紧逼；下面，曝出一条地缘巧合的消息：来自俄罗斯或者是乌克兰的“土豪”，出手1.4亿英镑，刚刚完成了购买伦敦豪宅的一笔交易。令人跌破眼镜的，不只是来自冲突前线的这笔巨款，而且是它飙升的平方尺价。西伦敦高档公寓的价格像一只气球，被外资的热钱吹得越飘越远。

图1：创造全球公寓市场价格顶峰的伦敦海德公园一号。越来越多的人，望洋兴叹，创纪录的总是海外资金的买盘。

　　伦敦2012年奥运之前，香港首富李嘉诚开始了长江集团的投资新布局。他把自己旗下在香港和大陆的资产，出售的出售，上市的上市，倒腾出来的资金，有条不紊，3000多亿港币投入了英国的长期资产。

　　香港的房地产大亨正在将资金撤离！这条消息曾引起家乡父老的一阵骚动。两年后人们才看出了门道：左手边，欧洲还在危机的苦海中挣扎，右手边，美国刚刚迈入似稳非稳的复苏；而英国经济呢，此时却已柳暗花明又一村。2104年预测的经济增长率，英国从两年前的不足0.4%，蹦到了西方少见的2.9%。李嘉诚的投资不愧火眼金睛。他不过是按照资本的本性，跟踪了全球smart money（我把它译成“酷钱”）的流动。

　　金融世界的终极密码是什么？答案深藏在资本的流动之中。任何价格的变动，利率呀，汇率呀，只是打开了流动的闸门，有价无市，仍是死气沉沉。只有资本流动起来，金融才配得上八方关注，才能影响和改变命运进程。上面提到的这两条消息，捕捉的就是资本闪烁的流光动影。

　　扫视国际货币与资本的海洋，流动光电最抓人眼球：美联储去年以来频仍惑众的“QE退出”，去年四月的金价过山车，新兴市场的波动与股价低迷，美国市场一系列衍生产品的复活，等等，等等。最终人们看到的是，蔚为大观的资金流，在金融机构、在市场、在实体经济、在世界各地的屏幕上，焦灼地东冲西奔。资本流有点像耐不住兴奋的80后、90后，性格急躁进取的叫“热钱”，沉着又稳操胜券的才是“smart money”。

图2：并非所有的资本流都是smart money。盲目跟风的投资，会一路走进死胡同。

　　资本流动总是受地界、区界、国界的限制。而生于当世的最大幸运，就是它们越来越自由，可以无边界地在全球大回环。有两位社会学家曾宣称，“如果要对最近一次世纪转折的时代精神以一词来诠释，‘信息时代’‘后现代’，还是‘全球化’？我们确实别无它选，只能再三重申，我们迈入了全球化时代。”这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概念，资本的流动一定要放在全球化的时代，才能得到全面的解读。

　　就说这英国，历史上是极力主张贸易自由与金融自由的国家，今天，和欧洲大陆、美国相比，它仍高举着这两面大旗。看到这么多热钱、酷钱疯狂流入，理性的思考是国家要用政策或强制的手段，管理一下资本的边界。全世界富豪对伦敦的豪赌，国内对泡沫重启的担忧，考验着英格兰银行和英国政府“自由经济”的智慧。

　　不过，英国人有他们的自信。伦敦从来就是个举世无双的城市，所作所为就是特立独行。你可以对这里的房价咋舌，但你不能不同时赞叹，在这座城市，有深沉的文化，激情的创新，各种外来的力量在这里碰撞，新生代的企业家精神在这里找得到土壤。从这样的字里行间，读出来的信息似乎是，让国际资本流动的风暴来得更猛烈一些吧。

　　值得我们在这里沉思一下的，是那些曾经的资本流动，承载和沉淀了多少人类的智慧。过去三十年间，东西方史学界都兴起了“全球史”研究，热点之一就是追溯几百年间，商品在全球怎样贸易，劳动力怎样移民，资本怎样流动，人类交集互动如何影响了世界经济进程。

　　史学家想证明的，还是天文学家哥白尼早就提出、凯恩斯与怀特1945年坚信的那个结论：资本流动可以带来投资与增长的巨大利益；但是，资本的集中高涨与突发退潮，将会把经济搞得晕头转向，险象环生。

　　现代金融史的起点，就是16世纪，货币以及它衍生的货币资本，横跨大洲大洋的流动。西班牙、葡萄牙、荷兰、智利、日本、菲律宾，是最早穿金戴银的城市，经受过资本的集中高涨与突发退潮的洗礼。

　　还有一个备受金银侵淫的国家，那就是本专栏起首提到的大明与大清。明末张居正“一条鞭”的赋税改革、明末清初福广和江南的发展，间接得利于舶来的交易手段。但是白银大进大出，制造了如卡住脖子的“银荒”和力不从心的“鸦片战争”，搞得朝廷晕头转向。毋庸质疑，当年的中国人，缺乏驾驭资本全球流动的智慧与能力。

图3：大英帝国历经一百多年的辛苦，实际也是用钱堆出来一个全球霸权。1900年，它的国民储蓄一半作为资本流到了国外，其中的一半投资到了自己的殖民地。1945年，钱流光了，帝国也就解体了。

　　翻检历史上资本的全球流动，发现有许多问题，纠结过前人，也并未离开我们远去。例如，1750年左右，英国工业革命以后，资本开始从传统的土地流向工商投资。亚当·斯密主张英国放弃重商主义，允许贸易与资本自由流动。如何将这一伟大理念贯彻于国际实践，又符合一国经济发展的宏愿，一路走来，不是还在困扰着各国的政经与知识精英？

　　又如，1850年左右，随着欧洲民族国家的兴起，金钱也有了“祖国”。为金钱而争，为资本而夺，裹上了民族主义的华丽外衣。1880年到1913年英国主导的“全球化”，罗奇说“是一个跨境资本流动及国际贸易迅速扩张的黄金时代”。不成想，却以一次惨烈的世界大战而嘎然而止。留下来的是一个“全球化利益何在的”悖论。

　　再如，1950年左右，在民族国家之上，出现了各类国际金融组织世界银行与货币基金组织（IMF），后者还发行了超国家的货币——特别提款权。但是几十年的“冷战”，地球都被一分为二了，全球化成了“半球化”，资本流动到处撞上保护的高墙。这种受地缘政治影响的资本流动分割，今天不是还可以感受到它的变种遗毒？

图4：各管一摊：美国花钱的马歇尔计划，使战后欧洲获得重建资金；苏联花钱的援助计划，给东欧与中国输送了急需的建国资本。

　　不过，我们要承认，1980年-1990年，特别是1989年苏联解体后，西方主导的全球化，曾经历过一个温暖的春天。IMF的数据证明，有将近20年，金融国际化的速度大大超出全球贸易和国民经济增长。

　　1994年，流入发展中国家和改制国家的净资本达到5000亿美元。虽然后来经历了阿根廷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俄罗斯金融危机，西方资本进军世界的热情始终不减。到2007年金融危机前，西来东去的净投资高潮迭起。美国前商务部副部长夏皮罗在2005年时说“随着资本市场全球化的真正到来，在世界经济活动中，金融资产流动的规模之大，种类之多，让之前任何历史时期都相形见绌。”

　　没有这个阶段的资本国际流动，就没有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原始积累，无法展开关键产业基础设施的投资，也无以支撑中国日后的经济大发展。最应当令我们自豪的，是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人交了学费，也交了一份出彩的资本全球运作答卷。

图5：这张图给了一个十年资本流动的概览。尽管有失误，有问题，中国人应当为自己引入外资的业绩感到骄傲。

　　有人会把这一时代的全球化演进和1880年-1914年的那一次相对比，看到它们同样存在的问题：资本的国际流动处处隐含着国家间的角力与无形战争。东西南北不同的世界，都能感受到压力与刺痛。

　　主张世界不是“平”的，仍是“弯”的美国金融作家大卫·斯米克，讲述了一个他的亲身经历。1987年美国股市大跌后不久，斯米克在新加坡见到了当时的领导人李光耀。新加坡此时正遵循美国的理论，经济自由化已离开腾飞的跑道。李光耀对美国不负责的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外贸赤字相当不满，他紧锁眉头盘问斯米克，美国还有什么杀手锏，能弥补赤字，稳定经济，也使新加坡免于西方衰退之苦？

　　年轻的斯米克刚刚从日本回来，手中掌握了一个重要信息：日本人现在有大把资金，正在寻找机会投资海外。李光耀对此似乎很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经济对日本是封闭的，也不相信日本人有能力“买了美国”。然而事实证明，美国人果然向日本人敞开了大门，后者也没有食言，他们买美国国债，买股票，买房地产，高价竞拍西方人典藏油画，又把大量产业转移到美国生产。

　　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来自东方的大笔资金流入了西方经济体。不过，日本有些人后来大叫，自己是上了美国的当。原来是因为1985年，美国与英法德日签署了一个《广场协议》，之后日元被动大幅升值，日本国内股市房市吹起了泡沫，海外资产相比之下全都成了便宜货。“购买美国”为smart Japanese money，提供千载难逢的机遇。

　　据说到1991年，日本人持有的海外资净余额达到3300亿美元，而十年前，这个数字才区区100亿美元。同年，日本人的海外投资总额达到了2万亿美元，大部分都投在了自己的保护国美国（对比一下中国，2014年一月报道，中国政府持有美国国债1.32万亿美元）。

　　这是它二战结束以来最扬眉吐气的日子，然而好景不长。日本虽然得到了纽约的洛克菲勒大厦和加州Colombia Studio，但它的国内经济却由于一系列错误的政策，很快陷于失落的十年。1992年以后，日本人不得不变卖在美国的资产，挟着大幅缩了水的资本，默默撤回家园。不管这里面有没有阴谋，日本的“酷钱”一入一出，好处基本上都让美国人占完。

图6：这是1830年江户时代的浮世绘《巨浪》。与资本巨浪的博弈，需要的不仅是力气，而且是智慧。

　　西方国家和国际金融组织，将资本引入当时所谓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十几年以后也遭到了批评。不是谁和钱过不去，而是不满意与钱俱来的一整套西式“标准化的”经济金融改革条件。阴差阳错，这些改革条件被概括成1989年在华盛顿产生的十条归纳，简称就是“华盛顿共识”。

　　批评它的观点，一言以蔽之，就是西方不顾各国的基础与现实，强制地推进经济开放、经济民主等一套理念与措施。南美的阿根廷，据说是在1991以后积极行动，使自己在南美国家中最中标中的，从而每年都能从国际市场得到几十亿美元的外资。这是另一个典型的资本集中高涨，冲昏了缺乏主见与定力的头脑。1998年资本突发退潮，让这个国家吃够了四年衰退的苦头。

图7：南美世纪之交的金融危机，与政府在金融外汇政策上犯了错误有很多关系。

　　发展中国家对国际资本大进大出有怨言，发达国家也不认为自己就是资本国际流动的赢家。斯蒂芬·罗奇先生就为此不停地发声。2007年他说全球化把发达国家打了个措手不及。其中一个打击，拿美国举例，就是美国只能依赖国外盈余储蓄来支撑其经济增长，而随着美国对外投资而去的是美国人在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他痛苦地承认，全球化的浪潮远不像有人鼓吹的那样，让投融资的两方“双赢”。他告诫美国政府理智一点，靠中国的资金流入弥补赤字，美国就像是乞丐讨饭，千万别再挑食儿。

　　资本流动，流淌的就是人类的智慧。它告诉我们，不管资本流到那里，都离不开实体经济，离不开贸易与人群，离不开政治与民族的较斗，也离不开文化、意识和文明的传播。天下熙熙，皆为利来，让我们看到了人的本性；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得到的亦是社会的进步与生活的改善。未来，互联网信息技术将把资本带到哪里去，我们并不一定想的明白。如果它能够提升人类的智慧，补足人脑思考的漏洞，那资本一定会上善若水，流去资源有效配置的地方。■

　　李弘，资深投行人士，英国剑桥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师从大英帝国史与全球史名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