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冤假错案背后的刑诉理念冲突

2015年02月12日 07:49 来源于 财新网
关于刑事诉讼的诸多理念至今还没有走出认识的误区。这些错误的认识,既束缚了我们的思想,也束缚了我们的行为
田文昌
京都律师事务所名誉主任。1983年至1995年在中国政法大学任教,曾任法律系副主任、研究生导师。1985年开始做兼职律师,1995年创办京都律师事务所做专职律师,现任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专业委员会主任。

  【财新网】(专栏作家 田文昌)在中国再度强调依法治国,奋力推进司法改革的大环境下,面对近年来陆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冤假错案,带给人们太多的思考和困惑。最重要的,应当是对深层原因的探究。法治建设30多年来,发生冤假错案的原因有很多种。诸如权力干预、地方保护、刑讯逼供、办案人员素质、司法不公开、监督不力......如此等等。问题在于,这些原因虽然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但迄今为止,对于消除这些原因的努力和方式,却仍然阻力重重,争论不休。这种现状,似乎已经成为一种难以解决的困扰,形成了阻碍法治化进程的羁绊。

  那么,形成这种现状的根源又是什么?法治化进程中的阻力究竟来自何方?追根溯源,还是应当回到观念的自省。历史上,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无法超越其必经的历史阶段,而在每一个阶段的提升和跨越过程中,都必然要面对理念的更新。一种滞后的理念无法适应新的机制,反之,一个新的机制也无法在旧理念的围困中正常运行。而我们目前正是处于这种痛苦挣扎的尴尬境况之中,这也是困扰我们推进法治化进程的根源所在。

  回顾和反思30多年来法治化的发展进程,可以发现一个十分令人困惑的问题:关于刑事诉讼的诸多理念至今还没有走出认识的误区。这些错误的认识,既束缚了我们的思想,也束缚了我们的行为。深入梳理和分析这些理念发展演变的过程和现状,冲破思维方式的桎梏,有助于排除前行中的困扰。

  误区一:关于既不要无罪推定也不要有罪推定的冲突

  无罪推定原则是以保障人权为宗旨的近现代法治文明的体现,也是国际社会普遍遵行的诉讼原则。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的根本区别,在于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定位。如果以无罪推定为原则,那么,法律判决生效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被假定为无罪,就应当以无罪之身而享有与其他公民同等的各项权利。如果以有罪推定为原则,那么,在法律的判决生效之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就已经被假定为有罪,就会被当做罪犯对待,至少也是一种准罪犯的待遇。实践中,对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定位的问题,只能有两种选择,要么按无罪的人对待,不得剥夺或限制其权利;要么按有罪的人对待,可以剥夺或限制其权利。除此,别无选择。很显然,这是两种既不可能同时存在,也不可能同时不存在的原则。如果同时存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就会因既是罪人又非罪人而无法定位。如果同时不存在,那么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身份也同样无法定位。古今中外的刑事诉讼模式中,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从来都是两种既不能共存,又无法超越的原则,除此之外不可能做出第三种选择。只是伴随着法治文明的进步,实现了从有罪推定向无罪推定的转变而已。

  十分遗憾的是,这种“超越”的观点在我们国家却持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无罪推定原则在我国被视为反动理论而遭到批判,批判无罪推定原则最自信的理由也是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实事求是”,声称“既不要无罪推定,也不要有罪推定,只坚持实事求是。”但是,批判者却没有认真思考过,“既不要无罪推定,也不要有罪推定”的观点在逻辑上其实是一种冲突,而这种在否定无罪推定基础上所形成的冲突,所导致的后果只能是有罪推定。因为在无罪推定与有罪推定之间并没有中间道路可走,这种“超越”论只能是一种脱离实际的愿望而已。司法实践中的无数事实不断证明,有罪推定的倾向之所以长期以来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正是否定和批判无罪推定原则所带来的直接后果。

  以事实求是的抽象目标去否定无罪推定原则所导致的后果,不仅仅是走向事实上的有罪推定,更可怕的还在于因失去准则而放任了主观随意性。

  从自身含义而言,实事求是作为一种追求真实的价值目标,其正确性和正当性显然是无可置疑的。然而,如果这种目标抽掉了方法论的支撑就会变得虚幻莫测。一旦脱离“求”的方法和“是”的标准,实事求是就成为可以被任何人利用和歪曲的空话。关于实事求是被滥用的最典型例证莫过于文革动乱中的大批判、大辩论。在轰轰烈烈、乐此不疲的大批判、大辩论中,两派观点都打着实事求是的旗号背诵着关于实事求是的毛泽东语录,声称自己实事求是。这种延续了十年的论争最终也无法达成共识,仍是各执一词,自以为是。而更可怕的是,实践中,当人们对“是”与“非”的标准莫衷一是,而又都以实事求是者自居,最终的结局往往就只能以话语权来决定胜负。在权力面前,既可以做到“是也不是”,也可以做到“不是也是”。

  同理,在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定位问题上,如果抽掉了无罪推定和有罪推定的具体原则,而只是以实事求是的抽象标准为依据,同样会导致对“求是”标准的主观随意性。

  随着法治建设的发展和诉讼理念的提升,目前无罪推定原则已经被社会主流观点所接受,并且在刑事诉讼法条文中得到体现。但遗憾的是,仍然没有做到将这一原则堂堂正正明确规定在刑事诉讼法中。这也就意味着,迄今为止,无罪推定与实事求是的关系仍然没有彻底理清楚。这种状况,严重困扰着人们对无罪推定原则的正确理解,致使无罪推定原则难以得到推行和实现。

  误区二:关于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的冲突

  多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坚守并宣传着一种原则,就是在打击犯罪的时候,要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然而,我们似乎并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一口号的可行性。不枉不纵的原则从理论上讲并无不当,从理想上说更是一种最高境界。但是,当“枉”与“纵”之间发生冲突时,不枉不纵就难以两全。重要的是在难以两全而无法兼顾时,又该如何做出选择才是必须面对而无可回避的问题。美好的愿望与严酷的现实不容易相提并论,法律的原则更不能建立在脱离实际的理想主义基础之上。

  近些年来,一桩桩冤假错案接连不断暴露,并引起全社会广泛关注,再一次对“不枉不纵论”提出不容回避的拷问:在“枉”与“纵”二者之间发生冲突而难以两全时,还能否做到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当代科学技术条件下,案件的侦破不可能完全准确无误。只要证据的指向不具有排他性,对“是”与“不是”的疑点无法充分排除,就不可能到达既不冤枉也不放纵的理想目标。基于此,才出现“疑罪从无”和“疑罪从有”两种反映不同价值观的定罪原则。

  简言之,就是“宁可错放,也不能错判”,还是“宁可错判,也不能错放”?这是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二者必居其一。从社会效果而言,对于前者,“不能错判”所导致的后果是:有可能放过了真正的罪犯,却避免了冤枉好人,同时维护了司法程序的正当性。对于后者,“不能错放”所导致的后果是:有可能惩罚了真正的罪犯,同时也有可能冤枉了好人并污染了司法环境;而更大的危害在于,一旦铸成冤案,就会使真正的罪犯因彻底逍遥法外,甚至客观上还会鼓励他增强继续作恶、危害社会的信心。所以,“疑罪从无”显然是权衡利弊之后的科学选择。

  在确立法律原则时,一个需要遵循的前提是:法律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一门科学,而绝不是一种理想化的口号,更不能意气用事。“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作为一种理想化的目标无可非议。但是由于现实条件下的不可操作性,在逻辑上却形成了无解的冲突。

  在定罪原则上的“不枉不纵” 论与“实事求是”论一样,由于抽掉了以方法论为支撑的具体操作原则,最终必然会导致以话语权为中心的主观随意性。所以,我们应当在理性思考中摒弃那些响亮的空洞口号,回到切实可行的现实中来。只有不折不扣地坚守无罪推定原则和疑罪从无原则,才能夯实司法公正的坚实基础。

  为了公正,为了人权,为了社会和谐,“并宁可错放,也不能错判!”“宁可放过坏人,也不能冤枉好人!”应当成为我们坚决奉行的司法原则。

责任编辑:张帆 | 版面编辑:邵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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